不靠政府背书的“红会”走得更远

　　中国红十字会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拥有109年历史的“百年老店”，几年来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的“军令状”、用途存疑的8000多万善款，以及与“红会”似乎难以割裂关系的郭美美，纠结在一起。没有人否认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已被严重透支与伤害。

　　公信力是公益组织的命根子。倘若公信力没了，那么一个公益组织靠什么去走未来之路呢？“红会”何去何从，备受社会关注。

　　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这5年来“红会”处境的变化。2008年，在汶川地震之后，“红会”因为涉嫌高价购买帐篷事件遭到批评，但那时“红会”自我辩护能力还比较强，风波很快过去。2011年，由于郭美美事件的发生，加上地方“红会”的高额餐饮事件等的刺激，一时间，风雨满城，“红会”饱受批评与质疑。

　　应该说，在郭美美事件之后，“红会”所作的努力是清晰可见的。比如，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和捐赠信息平台的上线，都是“红会”试图更为透明化的重要举措。“红会”期望有所作为，改变形象，这一点并无疑议。赵白鸽屡屡有痛定思痛的表白，也是一个说明。

　　可问题在于，到了2013年，当“红会”再度陷入信任危机之后，这个有着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却没能依靠此前的努力赢得社会舆论的宽容与理解。在整个舆论场中，对“红会”的批评几乎一边倒。如果说，几年前尚有人抱同情或理解的态度支持“红会”，这一次，“红会”已经被逼到一个孤独的角落里。

　　“红会”在进步，可为什么公信力却反而每况愈下？原因大抵有三：一是“红会”的改进与公众的期待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二是在公益领域，民间公益机构越来越多，通过对比，人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差距；三是“红会”背负沉重包袱，却依然漏洞不断，这些漏洞也很容易被放大——别怪公众太苛刻，实在是“红会”辜负了社会的期待。

　　有人说，“红会”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其实不是责难，而是一种期待。从瑞士人亨利·杜南开创的世界红十字运动，到“红会”曾经有过的光荣岁月，都在要求“红十字”这三个字不能被透支、被玷污。“红会”固然有诸多不是，但又有多少人真的希望“红会”退场？一个缺失了慈善情怀的世界面目可憎，一个公益事业不能健康发育的社会没有前途。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期望“红会”浴火重生，真的来一次涅槃。

　　“红会”的新生，需要这么一些条件：一是诚恳检讨过去，厘清真相，为诸多过错向捐助人，向社会致歉；二是革新体制，还原这个机构非政府组织的主体地位；三是面向未来，与其他公益机构平等地竞争，打造一个透明的公益机构。

　　可以想见，若过去的问题得不到彻底的检讨和反思，则“红会”通往未来的道路上难免阴霾密布；若“红会”仍旧依靠体制的惯性前行，或只做些小修小补，则不可能有真正的新生。“红会”要想实现真正的涅槃，一定是建立在体制的突破之上。

　　看起来，“红会”的包袱确实有些沉重，多年来也有固化的利益在其中。真的想要检讨过去，厘清一些真相，并非易事。但是，若不如此，又让人怎么相信其未来的诚信？没有捐助人的支持，“红会”的公益之路定会越走越窄。“红会”的去行政化同样不易，这就如当前的许多改革一样，是“自我革命”——但我们坚信的是，一个没有了政府信用“背书”的“红会”，当会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