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慈善机构重建公信之路红十字会怎么办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力图推动郭美美事件重查,秘书长王汝鹏称并未正式启动
只要在微博上搜索“红十字会”,右侧的“相关用户”栏目则必然向你推荐两个微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郭美美。
一张图片在网上热传:深圳邮局募捐电子屏打出“邮局没有郭美美”。自郭美美事件后,“红十字会”和“郭美美”挂上钩。
4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察委员会表示已对重查郭美美案达成初步共识,欲重塑红会公信。在红会内部,像郁积许久终于发泄出来的怒气,深圳红十字会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忍不住抬高一个声调,“查得好!必须要跟郭美美撇清关系!必须要追究责任!”
早在2011年,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刚上任后,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中表示,“最近十年,红十字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上任后一直在看它的档案,很感动。但是一个都没有被证实的网络事件(郭美美事件),却可以用三天就把你打得稀里哗啦。”
两年后的今天,在雅安地震救灾中,赵白鸽坦言,“郭美美事件仍然给我们带来负面影响。”
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郭美美停止了更新微博,最后一条微博显示在4月3日。然而,评论如潮,无论何时打开,都显示“2分钟前”的最新评论,不少人表示“感谢你,让我们看到红会背后的猫腻”。
“郭美美”余震
微博在两天内转发14万,无不例外地写着一个字:滚。
雅安救灾,红十字会很忙。
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七级地震,8点20分,国家地震局立即向红十字总会发出地震消息。接到信息后,红十字总会按照已有的应急预案开始行动。
震后的1小时,红会发布微博:雅安地震发生后,总会立即与四川省红十字会取得联系了解灾情。四川省雅安市红十字会已派出工作组赶赴雅安,省红十字会救援队已集结完毕,做好出发准备。总会工作组正在赶往机场赴灾区考察灾情。
还在去机场的路上,红十字总会工作组就迎来第一股“肃杀的寒风”,原来网友对微博上“考察”一词不满,认为“考察”缺乏救灾诚意,尽显官僚气息。
微博在两天内转发14万,转发评论排成整齐队列,无不例外地写着一个字:滚。
发布这条微博的是品牌联盟投资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永,去年年底,他和另外15名社会知名人士被邀请担任红会的社会监督委员,他被选为社监委的新闻发言人。
“当时心情挺复杂的。”王永说。
第二天上午,红会回应官方微博“考察”一词引来的误解,表示立即改正。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解释,“‘考察’两个字完全用错了,我们的16支救援队伍是去救灾的,是去救伤员的,是为灾区提供饮用水、医药及保持灾区医疗卫生,防止灾后疫情发生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1日当天,有媒体报道,称台湾红十字会欲到地震灾区参加援助,但被中国红十字会要求先援助500万人民币才能进入芦山。
王永立即与台湾红十字副会长王清峰女士通话,确认500万“过路费”纯属捏造。
与此同时,红十字会一张在雅安当地的工作照在微博上悄然“火”了。一名男子身穿红会制服,被卷入一场“挨骂”中。“眼尖”的网友指出,这名疑似红会工作人员佩戴名牌手表。
尽管事后调查清楚该男子是媒体工作者,制服由红会赠送,手表是一块400元的普通货,但又一张疑似“炫富”图惹起争议,一辆贴着红会标识的路虎车停在豪华酒楼门口。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回应,车是汶川地震时路虎公司捐赠的,在震后救援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只要贴着红会授权的标识,我们就要管理,绝对不允许做有损红会声誉的事儿。”
郭美美事件的余音,不绝于耳。在深圳红十字会宣传部部长林瑜看来,“美女”、“名包”、“公众募款”、“炫富”这几个词,在当下社会甚为敏感,而它们的合力,让郭美美事件对红会产生不利影响。
雅安救援
当前红会共有两个国家级备灾中心,6个区域性备灾中心。
在公众质疑、挖苦、造谣中,赵白鸽心意已决,“埋头苦干”,当前最重要的是救灾,微博暂“不去管它”。
接到地震局的信息后,执委会成员相互沟通,确定紧急集结,同时与四川省红会联系作出部署,要求他们以最快速度派出工作小组赶赴灾区。
20日上午9时,四川省红会副会长丁地禄带队出发赶往芦山。四川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四川省红十字应急通讯保障志愿者大队、泸州红十字山地救援队等10支四川省内红十字救援队紧急赶赴灾区开展搜救工作。
王平,中国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是第一批到达芦山灾区的红十字总会工作人员。“地震发生后,我就收到了地震局发来的短信了”。
当他们向四川省红会了解情况,红十字总会发现与当地的通讯已经中断,“我们当时感觉到灾情比较严重”。
于是,王平带队乘11点航班赶往灾区,但由于成都机场因地震临时关闭,他们的进度不得不推迟。总会工作组紧急召开执委会,成立救灾指挥部,与国务院应急办取得联系,同时作出三项决定:一是配合四川红十字会了解灾情;二是派出蓝天救援队成都分队赶赴灾区;三是向四川省红会下达调拨第一批物资指令,包括500顶帐篷、400个家庭包及一车食物。
下午5点,王平一行才到达成都,与四川红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前往芦山。接近芦山时遭遇大堵车,不得已绕道,晚上八时才到达芦山。
在王平到达之前,当地红会已经将存放在芦山的200多顶帐篷搭建起来,主要用于安置医院的患者,这也是灾区最早搭起的一批帐篷。
据悉,当前红会共有两个国家级备灾中心,6个区域性备灾中心,24个省级备灾中心,44个地市级备灾中心,此外还有上百个县有备灾仓库。按工作流程来讲,中国红十字会调拨的物资,首先从受灾省份当地的备灾中心调拨,仓库储备不够时,从邻近省份的备灾中心调出。如所需物资没有储备,将就地就近购买。
然而,王平目前也深陷舆论风波中,作为在救灾前线任前线总指挥,王品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红会不能去行政化,级别高点能更好发挥作用”,此话顿时引起一片哗然。
截至目前,王平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在过去面对公众质疑红会时,他曾经提到:“去辩解这些没意义,尤其是关于我个人的。想解释清楚太难了,解释有用么?最后会被唾沫淹死的。”
一名在雅安当地救灾的红十字会中层管理人员表示,“不得不承认,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我们能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做事,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让公众重新信任我们。在灾后,我们会让大家明白我们做了些什么。”
公信力的重建
每一笔善款都会在网上公示,但每一笔的去向仍在努力中。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察委员会是红会经历郭美美事件后,力图改革的措施之一。委员主要由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组成,他们来自学界、法律、医学、财会、媒体、志愿者等,如前民政部官员王振耀,主持人白岩松等。
社监委在官方微博称,所有委员和红会均无隶属关系,也不从红会领取任何形式的报酬。
据悉,红会社监委设立了一个“微信群”,红会秘书长王汝鹏也加入群中,委员可以把任何关于红会的问题质询秘书长,秘书长必须及时回应。同时,当灾害发生时,红会用微群通知社监会委员,邀请委员对救灾流程进行监督。
不可否认,郭美美事件,摧毁了红十字会之前的公信力,但也促使红会在这次雅安救灾行动中更力图透明。
在面对企业捐赠物品和现金时,据红会副会长王海京介绍,企业需要向红会提供捐赠函,红会在收到款物时会开具捐赠收据。同时,红会将与捐赠方达成协议,确定捐赠物品的运输负责人、运输时间和到达地点。确定后,收到捐赠的红会将通知前方红会指挥部,将物资入库、资金入库,然后在网上公示。
物资运到当地后,要进行登记,红会与当地政府指挥部协调,把物资发放到最需要的地方。例如,企业要捐赠帐篷,红会确定了帐篷的搭建地点后,将组织志愿者进行搭建。对于使用帐篷的人员,也需要签署登记。整个流程有据可查。
在深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赵丽珍看来,企业的捐赠行为,大多已确定帮扶对象,这类捐赠,一般能容易地查询捐赠情况。
对于个人捐赠,尤其是那些“个人捐100块”的行为,赵丽珍表示,这些零零碎碎的善款,会将凑成一定的数额,再统一通过地方红十字会账户汇到灾区红十字会。
王海京表示捐赠人的每一笔善款都会在网上公示,然而,目前还不能做到每一笔的去向进行详细公示,这一块在努力当中。
“我觉得如果以后技术成熟了,要是个人捐赠可以做成淘宝店那样,大家就像跟踪快递服务,可以知道自己那笔善款的去向和进度情况”,林瑜常常向她的同事们分享这个想法。
为确保捐赠款物的使用的公开与透明,红会接受政府审计部门、红会内部纪检部门和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等第三方机构的监督。
王永称,对资金使用的监督主要看好两个口:进口和出口,即接受的钱物有无登记到位,使用的资金和物资怎么花,花在哪?“我们对红会的各种登记信息、收据扫描件等进行核查,并根据所登记的电话信息等追溯确认。”
红会购置救灾物资的单价、数量、运输费用等成本,会进行分阶段公示。
目前,接收的所有款物主要用于三个阶段:一是紧急救援阶段,主要用于搜救、医疗、生活物资等方面;二是过渡安置阶段,主要用于灾民生活保障方面;三是灾后重建阶段,主要用于社区重建和社区发展。
截至4月25日下午17:00,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共计收到社会捐赠款物38952万元, 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收到捐赠款物8618万元;社会捐赠款物累计支出11425万元。
杨团认为,虽然红会存在诸多问题,但其救灾能力无疑是业内第一的,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灾体系,救灾物资储备也是最丰富的。
未来出路
红十字会若要重塑民间信任度,长期目标应该是“去行政化”。
4月24日,社监委发出微博表示:社监委内部已经对重查郭美美案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现在大家的主要精力还是抗震救灾,待芦山地震灾后的紧急救援救灾基本完成后,社监委将启动针对郭美美案的重新调查。
“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或许不足以重塑中国红会的公信力,但只要郭美美的事情一天不说清楚,红会就一天无法让自己恢复公信力”,黄永在一篇《不重查郭美美,红十字会难翻身》的文章中强调多次提出要重查郭美美事件的原因。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用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暴露出的“公益腐败”、“公信力危机”这类问题,对公益组织的发展是一件好事。社会外部的关注会促使公益组织在治理结构上做出一些调整,建立一些公开透明的制度,包括对媒体和社会的对话方式。
“公开透明不是一步就能做到位,能不能先向员工公开透明,能不能先向理事会公开透明,然后逐步向社会公开透明。公开透明能不能制度化,作为一种要求。”
26日,珠海邀请澳门红十字会来作交流,澳门红十字会赈灾事务部主管王毅耘称,“最重要的是确保自己是实施项目的主体,善款绝对不会经过当地政府账户,这是我们的底线,不能与官方混在一起,我们是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如果当地政府坚持资金必须经过他们的账户,我们宁可不做。”
在他看来,国内红十字会若要重塑民间信任度,长期目标应该是“去行政化”,但在短期内,可以借力第三方机构,比如和社会监督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合作,同时防止资金被各地方政府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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