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的空间特征应各具特色

　　特色，因为独特而存在，因为独特而被人欣赏。特色，被生态环境领域人士所熟知的词是多样性；非洲大草原上动植物和谐共生的画面是多样性的生动写照。没了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是脆弱的。有研究认为，一个生态系统中仅存一个物种霸主时就会崩溃。典型例子是，长满水葫芦的池塘，其他生物难以存活。生态系统如此，其他系统何尝不是？如果文章“千篇一律”不会有人欣赏，如果城市建筑“千城一面”会显出文化的苍白。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在城镇，关键是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十八大报告指出，“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主体功能区划是在深入研究资源禀赋、生态系统功能和未来发展前景基础上得出来的，理应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布局基础。

　　十八大报告中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首位，既说明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也隐含了空间布局合理有利于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中国宏观经济学会曾做过一项研究，结果发现2000年的中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8%，比日本相同GDP时的8%高出很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既与我国经济地理有关，也是空间布局不甚合理的结果。我国自然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资源富集区远离经济发展中心，自然会增加交通运输成本。城市规划和建设在空间布局上的不合理，也将增加“生态足迹”。如居住在西北干旱地区的城市居民，过上与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居民的同样生活，要增加水资源、供暖等资源消耗，即不同经济地理条件下的居民“生态足迹”是不同的。城市布局则应使城市生态足迹最小化。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在城镇，关键是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城镇化是我国增长潜力之所在，不仅可以扩大内需，也是人民群众分享发展成果的最经济途径。因此，采取包容性政策，形成符合“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等原则”要求的、各具特色的城镇规模、产业特色、建筑风格等，十分必要也非常及时。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国土辽阔，哪些地方可以建城，哪些地方应该保护，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已有原则安排。具体到实际，在哪儿建城、城市规模多大合适，并无定规。我国的一些城市建在了不宜建城的地方，如建在山脚下的一些西部城市，时刻受到“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威胁。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发表于《地理学报》“中国之人口分布”一文中，从黑龙江的瑷珲到云南的腾冲划一条线（也称为“胡焕庸”线），显示宋元时期以来存在的南重北轻的两个人口密度分布区。时至今天，这一分布格局并没有多大变化。中科院国情小组对2000年资料分析发现，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与当时的相应比重差别不大。我国在城市规模及城市化道路上，认识逐步深化，从小城镇大战略到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再到城市带城市群，理想非常美好；依据主体功能区如何引导人口相对集中、出现怎样的变化也有待时间检验。取消户口篱笆，顺应人口自然流动；引导城市合理布局，推动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形成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卫星城协调发展格局，说易行难。

　　选择合适产业支撑城市发展。我国一些城市“白天不见人、晚上全亮灯”，反映了产业发展和服务业布局的畸形；一些城市“白天鲜见人、晚上少亮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结果。我国曾有过关于生产型城市抑或消费型城市的讨论，最后发现“有消费无生产”的城市是不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如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房子几乎不值几文，就等外来的富人“捡漏”了。一些资源型城市产业没有及时升级，出现“矿竭城衰”的结局。一些城市“饼摊大”了，但相关服务业仍建在“老地方”，诱发“潮汐式”的拥堵。这些均是不可持续的。经济繁荣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优化城市功能及其分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顺应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可在200万及其以上人口的城市，建设以轨道交通为干线、公共汽车为衔接、自行车和人行道相配套的道路体系；鼓励公众选择高效利用能源和交通资源、少排放污染物、有益健康的出行方式，目标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支撑城市的运转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传承并扬弃优良的东方建筑传统。反映中国特色、风格多样的建筑在逐步消失。城市建筑“千城一面”，徽派建筑、福建民居，“危楼跨水、高阁依云”等的建筑风格不见了，不仅鸽子笼式的建筑或“水泥”森林耸立，也使邻居不相识，割断了文化联系。因此，应推动城乡建设由规划变得快、形象工程多、使用寿命短向规划适度超前、设施配套齐全、建筑物经久耐用转变；控制高层、超高层大楼和“形象工程”建设，减少“大拆大建”行为，建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设施。

　　珍惜每一寸国土，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保护耕地，不仅要满足当前的发展需求，还要“留与子孙耕”。从国际经验看，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在城市化中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耕地。这样的现象正在我国出现。各地“圈地”花样不断翻新，占用大量耕地：以“经营城市”为名的土地经营，以“招商引资”为名建起连片厂房其中的生产线却不多，以“园区建设”名义“圈地”……每年因城市化减少的土地数十万公顷，一些沿海地区的粮田几乎都被水泥或沥青覆盖了。农业是我国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土地是农业的基础，是财富之母，也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约束。粮田减少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不断增加，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不容忽视。我国适宜人生存的地区约占国土的1／3；历来是一个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国家。高效利用土地资源，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大问题。

　　拓展发展空间大有作为。一些地方“挖山不止”，不仅破坏生态，也增加水土流失。更好地利用自然造福人类，方是正道。建于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工程，仍能造福于成都平原，其工程原理和思想值得我们借鉴。通过“水头落差”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向下“放水”，而不是逐级抽水的“调水”，可以再造一个中国。海洋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应大力发展蓝色经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减少灾害造成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坚决维护海洋权益，拓展地缘政治和生存空间，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我国“围海造地”工程潜力巨大。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关西国际机场、新加坡樟宜机场、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等均是填海建设的，荷兰围海增加了三分之一国土。我国沿海地区也在自然“长土地”。通过科学研究，规划出可以围海的空间范围，并避免盲目无序填海；利用自然淤积因素，利用市场机制“围海造田”、“围海造城”，布局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大工程，为我国中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生态安全空间应重视

　　生态空间在保障生态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安全空间，应予以特别重视。生态空间在保障生态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生态空间可分为两类：一是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空间。其主要功能是提供生态产品与生态服务，如水源涵养、地下水补给、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固碳、自然景观保护等。二是具有重要生态防护功能的空间，如洪水调蓄、防风固沙、石漠化预防、地质灾害防护、道路和河流防护、海岸带防护等。这些区域通常具有较大的生态系统脆弱性，一旦受到破坏容易导致重大生态问题或自然灾害，危及区域乃至国家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应给予特别重视。一些地方的生产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原本良好的生态空间被不断挤压，植被退化、河流干涸、水环境污染、山体破坏并不鲜见。改变这一状况十分紧迫。据有关研究，对我国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的区域50余个，主要位于偏远地区：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究其原因，不仅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有关，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有效的保护机制也是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政府单方决策为主，利益攸关者参与不够；生态补偿对象、范围和补偿方式不完善；补偿标准低，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不多；缺乏有效监督，资金利用效率不高，难以收到预期效果。这些都应加以改进。应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让保护生态的人获得收益。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在国土开发中应地尽其利，发挥比较优势，该建城的地方建城，该种粮的地方种粮，该保护的地方保护，从而形成功能多样、建设风格各异、发展模式互补等新范式。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有动力、有主观能动性，才能保住我国的生态红线，保住绿水青山，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不足以谋一时。生态文明要求我们谋全局、谋万世，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短期计划和长期规划的有机衔接、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筹兼蓄以及政策措施的配套，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生态转型，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方向、目标引导和强有力的制衡机制。在地球承载力业已超载的当下，我们既不能走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采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发展模式，而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出发，探索一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