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艾肯格林对货币史的利用和滥用

让我们设想有两种中央银行。一种是极度活跃且对事件反应迅速有力。虽然外界肯定不会指责这种银行忽略了当前事态发展，但会普遍批评其政策将在未来埋下隐患。另一种央行行事从容不迫。事件发生时它依然保持冷静，并会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做出那些可能会被视为鼓励过度冒险或是制造一小轮通胀的举措。

我刚刚描述的可不仅仅是设想。事实上，这就是对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简略描述。

对两大银行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一种流行的解释，那就是这些差异源自于两个社会各自的历史经验。两家银行的制度特性反映了集体记忆在塑造官员如何面对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当时美国经济崩溃，美联储却袖手旁观——是深深烙印在每一个美国中央银行家意识中的固化事件。结果，当美联储察觉到出现另一次萧条的一点点迹象时，它就开始积极反应。

相比之下，塑造欧洲货币政策的决定性事件是上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胀，再结合上世纪70~80年代的经验，当时各国央行再次被召集起来为预算赤字融资——并再一次引发了通胀的后果。事实上，把国家货币政策委托给欧洲央行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历史经验在塑造政策制定时起作用的例子并不局限于央行。当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决定升级美国对越南的干预时，就引用了慕尼黑的例子——后者因坐视希特勒的恶行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乔治·H·W·布什总统在思考如何击退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时也用越南来作类比——由于缺乏退出策略，驻越美军深陷泥潭。

但外交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决策者通常都无法检验这些类推法的“适用性”。事实上，他们没有考虑到那些历史环境和当前情况之间是否密切对应。他们使用这种特定的类推法并不全是因为历史环境与当前的情况相类似，而是因为那些历史事件已经深深嵌入了公众的意识之中。结果，历史类推法既塑造也扭曲了政策。它误导了决策者，正如它误导了约翰逊总统和布什总统一样。

货币政策也存在同样的危险。对美联储来说，重要的是考虑如何计算退出当前立场的时机时，要搞清楚上世纪30年代——当其过早政策紧缩引发了双重衰退——是否真是用以类比的最佳历史时期。当然，大萧条并不是唯一的类比选择。

美联储最好也要考虑一下1924~1927年期间的政策——当时的低利率推动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或者2003~2005年期间的政策——当时金融失衡严重，利率被压制。至少美联储可以举出一个类比例子“列表”，测试它们的适用性并汲取经验，正如1962年约翰·F·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权衡选择时所做的那样。

同样，欧洲央行可能不仅要考虑上世纪20年代的货币调节政策如何会允许政府拥有巨额预算赤字，也要考虑中央银行家们在应对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时怎样激化了政治极端主义并破坏了对负责任政府的支持。再次强调一点，严格的分析需要检验这些历史类推法对当前情况的适用性。

采用这种严谨分析方法的人会发现，要为欧洲央行及其面对事件时的顽固不作为辩护是极为困难的。现在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欧洲通胀即将来临。而且，如果目前欧洲国家政府不承诺紧缩和财政巩固，又有哪些政府会呢？

当我思考欧洲经济时，欧洲央行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货币支持的情况，似乎跟欧洲上世纪30年代灾难性的货币政策很类似。其政治后果可能也同样会为害甚巨。欧洲人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是通胀的上世纪20年代而非充满政治灾难的30年代成为了当前货币政策的历史指南。

另外一个方面，当我思考美国经济时，我推断大萧条的复苏——而不是1924~1927年或2003~2005年——是与当前情况最相似的时期。只有在上世纪30年代银行利率为零。也只有在那时经济正从大型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

那么再一次，也许可以预计我将当前与上世纪30年代类比的做法是有说服力的。这将会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决定性片段。而我，毕竟是一个美国人。

(作者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及政治科学教授。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