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经济改革的逻辑与行动框架

　　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与脉络

　　一段时间以来，收入差距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居民消费不足等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具体表现。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要靠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这就需要对这些问题的逻辑关系与脉络加以梳理。

　　为什么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GDP增长？在农村，主要是工业化过程中本应归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相当大部分被地方政府和企业获得。在城市，原因有三：一是劳动者薪酬收入偏低。二是居民财产收入下降。股市下跌，负利率使储蓄受损。三是传统制造业快速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分红少；资源税、利率等要素价格偏低。这三个因素直接刺激了第二产业扩张，而能扩大就业、普遍提高薪酬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发展受到明显抑制，劳动报酬增长慢于企业利润提高。

　　为什么会出现产业结构扭曲？一是税收问题，因而目前正在进行“营改增”的税制改革。二是过去几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加上地方政府能以土地收入为杠杆高倍撬动贷款，所以加快了第二产业投资。特别是一些垄断性企业能获得大量贷款并以独占的优势多元化经营，如通过金融、房地产等非主业投资获取利润，所以不断推高投资水平，导致产业结构扭曲。三是服务业的投资限制过多，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四是资金、资源等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再加上前几年外部需求繁荣的刺激，助推了垄断性、资源性企业以低廉的成本加快扩张。

　　以上扭曲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生产结构，加上资金、资源等要素价格低廉和行政管制、外需繁荣等因素，必然导致国内生产的大量产品和服务要靠大量出口来消化。

　　可见，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是密切关联的，而且其成因不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资金、资源等要素价格改革不到位以及土地收益分配、市场准入限制、税收和行政性垄断等因素同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抓住核心、突出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

　　深化改革的行动框架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要素价格改革为核心和突破口，推进征地、社保、财税、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连锁反应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目标，提出居民收入提高的量化目标。主要包括：未来8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扶弱目标；逐年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量化目标。推进这方面改革带来的财政收支压力，会进一步倒逼财税体制改革。同时，解决长期负利率导致居民财产损失问题，会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农民收入重点是依法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应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是，今后土地增值收益基本归农民后，我国经济马上会暴露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土地出让金骤然减少，城市建设资金将捉襟见肘。二是按国家规定，土地出让收益必须按一定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农业土地开发、教育基金等支出。土地出让金骤然减少，将直接影响农村的教育、农业、水利建设等，导致地方财政吃紧。再考虑到收入分配、社保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因素，就会倒逼财税体制进行深刻改革。在财税体制改革中，解决严峻的收支缺口问题，只能从提高国企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的改革中寻找出路。

　　（二）要素价格改革及其连锁反应

　　我国经济之所以形成投资、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除了消费不足和外部需求的引致因素，融资成本低、资源环境成本低是供给方面的重要原因。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除了要消除造成结构扭曲的需求因素，还须同时从供给方面加快改革。

　　渐进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银行存贷利差必然缩小，导致竞争加剧。防范银行破产风险，会倒逼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出台。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助于监管部门改变“保姆式”监管，有助于取消民间资本入股金融机构等的行政限制，有助于发展民间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利率由负转正，一方面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消费；另一方面会理顺资金价格信号，正向激励企业、政府抑制高耗能、低效益重复建设，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加快这项改革，金融产品创新将更为活跃，混业产品将明显增多，会迫使监管部门改善监管协调。加快这项改革，还有利于中央银行选择更加灵活有效的间接调控方式，有利于抑制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推进水、电、气、油、矿产等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快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倒逼企业改革；倒逼政府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削减行政审批，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抑制过去那种不计成本、浪费资金与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片面追求投资扩张的增长惯性，从而逼迫企业与地方政府寻找服务经济中的发展机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后达到根据市场信号和竞争压力而不是通过行政指令实现产业和区域结构调整。

　　（三）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以上两项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求推进如下重点领域改革。

　　征地制度改革。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改革，也是启动我国巨大消费市场的关键举措。应坚持平等保护物权，明确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原则，允许土地平等进入市场，保护农民宅基地的相应权益；对确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征地的，应明确严格的法律程序，特别应强调“合法补偿”，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社会保障改革。这既是解除国民后顾之忧、扩大国内消费、纠正经济结构扭曲的一项重大经济改革，又是追求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的一项社会历史工程。

　　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下一轮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应在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尽早组织力量，结合上述各项重大改革和正在试点的房产税改革，认真研究中央和地方间的财力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收入比例，合理测算财政中长期收支缺口及其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长期财税改革方案。

　　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以上各项改革，未来国家财政会出现相当大的收支缺口。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可行的制度调整就是动用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存量资源。需要明确的是，适当降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主要是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比重，丝毫不影响而且会加强国有经济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