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经济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

王老吉和加多宝，近年来打得难分难解。拥有王老吉品牌的广药集团，最强的底气和最大的卖点就是他们是民族品牌，是为保卫民族品牌而战，为民族利益而战。近期财新《新世纪》还报道，“王老吉”商标案中，法院“损害国家利益”为由作出有利于广药集团的裁决。此裁决受到法律界的质疑。

而近期媒体则报道，凉茶秘方的传人王泽邦后人联合声明表示，目前广药生产的王老吉凉茶已不是按照王泽邦祖传秘方的制作方式来生产的。作为世代相传的凉茶秘方王泽邦后人从未传授给广药集团，因而广药集团声称拥有王泽邦先生手写秘方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有消费者也因为感到受到欺诈而起诉广药。

企业迎合民族主义情绪，打民族牌爱国牌，掩盖其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民族主义者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政府和司法机构则暗中相助，这些交织一起，形成一道保护民族品牌的风景，它所体现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值得关注。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出现于现代国家制度开始形成的14至16世纪，其要点实际上就是人们熟知的重商主义，其核心是从民族国家本位出发，通过贸易保护、国家干预、关税保护等强力手段，发展和保护民族工业。这种经济思想与后起的自由派经济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认为，自由派经济学家关于在全球范围内各尽所宜、劳动分工、自由交换、共同繁荣的自由贸易主张，实乃一种意在操控弱者的学说；后进国家应当立足于其特殊的发展阶段，在既存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中，通过国家干预、关税保护等强力手段，大力推动工业化，以求摆脱依附并最终赶超先进。李斯特的理论在后进国家中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在其实践中也确实收到一些效果。

但是，经济民族主义终归是一种双刃剑，其与生俱来的狭隘与非理性，往往成为保护落后，拒绝开放，抱残守缺的挡箭牌，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辞藻掩护下，侵害消费者的利益，长远来讲也侵害民族的经济利益。

以中国晚清的经济民族主义为例。中国的民族主义，相对欧洲是姗姗来迟。只是在鸦片战争后与西方列强的交往中，中国人才产生了民族主义意识，随之也形成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中出现的“以土抵洋”，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灾难。

“以土抵洋”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主张之一。广义来说，以土产品抵抗洋产品，当然并无大错。但是，晚清的“以土抵洋”还有更具体的内含，即以土产鸦片(即土药)对抗进口鸦片(即洋药)。这种“以土抵洋”，土药大战洋药，以减少白银外流，并增加财政收入的思潮，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早在鸦片战争前的1833年，林则徐在《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的奏折中就说：“且以两害相校，使内地有人私种，其所卖之银仍在内地，究与出洋者有间”[转引自台湾学者林满红《财经安稳与国民健康之间：晚清的土产鸦片议论(1833～1905年)]。41年后的1874年，林则徐仍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33页)。郑观应建议人们“多食川土(四川土产的鸦片)，少食洋土”，孙中山也呼吁说：“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认为这种办法比虚托空言的种种建议都顶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7～1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些著名人物都鼓吹“以土抵洋”，鼓励国人多吸国产鸦片以抵制进口烟。在鸦片贸易合法后，朝廷则采用李鸿章的主张，对土药实行低税方案，因为低税率有利于同进口的洋药竞争，是一种通过税率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促成了鸦片商战中的“以土抵洋”运动，由此开始，中国内地竞相种植罂粟，生产鸦片，一些省份的鸦片种植面积几乎达到农地的一半。“鸦片商战”确实取得了完胜，进口鸦片因高税收高价格而彻底退出中国。但此后，土产鸦片成为此后危害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严重问题。而此种危害，那些鼓吹以“以土抵洋”，广种罂粟，吸食土药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是难辞其咎的。(参见刘增合《晚清的“鸦片商战”观念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鸦片“以土抵洋”的惨痛教训表明，并不是国产的就都是值得保护的，并不是消费国货就一定是爱国的。生产和消费土货，国货，保护民族品牌，并不一定就是爱国。

近些年，保护民族品牌成为经济民族主义最热衷的话题。一些企业明明生产伪劣产品，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却高喊保护民族品牌的调子，以国货，爱国等对抗媒体的监督和消费者的批评；政府与司法机构则以保护国家利益的理由，对此种行为暗里相助。此做法保护了落后，保护了标榜为民族品牌生产者的小集团利益，但却损害了消费者利益，长远来说也损害了民族利益，使民族经济丧失竞争力。对于经济民族主义，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