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透明财政”亟须法治保障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起草的《2013年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近日撰写完毕。该报告显示，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整体状况仍然不高，若将31个省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目前公开的部分只占全部调查信息中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一些地方和部门“三公”经费公开的真实性也引发了一些讨论。报告认为，公共财政预算公开要有顶层设计，应当注重整体财政信息的公开，如果财政信息实现了全面公开，就没必要专门公开“三公”经费了。

　　这是一个已持续五年的关于中国财政透明度的研究项目，其每年发布的财政透明度报告，记录了中国预算公开不断进步、财政透明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而从今年该报告揭示的一些问题看，要进一步提高财政透明度，打造货真价实的“透明财政”，还需要大力深化预算改革，制定和完善预算公开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下大力气夯实财政预算公开的法治保障。

　　我国预算公开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和明确的地方标准，体现在对预算公开的“大项目”缺乏严格规定方面。上述报告显示，今年公布“三公”经费的30个地方部门中，公开最多的是商务厅，有11个省份的商务厅公开了“三公”经费。公开最少、最不积极的部门是人大、政协和物价局，各只有一个省份公开了这三个部门中的一个部门的“三公”经费。

　　现行《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对预算公开未作规定，目前预算公开的法律法规依据，主要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按照该条例的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的履职机关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严格说来，各级党务、人大、政协、司法机关不是行政机关，这些部门是否公开自己的财政预算信息，可不受《条例》的约束。这或许就是一些地方的人大、政协公开“三公”经费最少、最不积极的原因。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门“三公”经费公开的真实性让人怀疑，表明包括“三公”经费公开在内的预算公开，由于缺乏规范、细化的法定标准，普遍存在着概念不清、口径不明、大而化之、简单粗糙的问题，不利于发挥预算的约束和控制作用，也为公众监督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为解决上述问题，亟须在修订《预算法》时确立预算公开的原则，并对预算公开的内容、程度、时限、方式、罚则等作出明确规定。如在确定预算公开的内容时，应规定党务、政府、人大、政协和司法机关等所有由财政拨付经费的机关，都要详细公开部门预算；对涉及“国家秘密”的预算的内涵、外延和认定依据予以明确，防止一些地方和部门动辄以保守“国家秘密”为由拒绝预算公开。在确定预算公开的程度时，应规定本级公共预算按功能分类、经济分类分别编制，一般收支至少编列到“项”，尽可能落实到“目”，以此增强预算的透明度，真正做到“没有预算不支出”。《预算法》的法律阶位高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前者对预算公开的规定若能详细到这一步，将为预算公开赋予更大的法律责任。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所有政府信息都要公开，不宜公开或暂不宜公开的，要有一套细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当前，我们既要追求“所有政府信息都公开”的法律目标，也要制定现实的“细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只有依靠完备、明确、严格究责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令公权部门在履行预算公开的职责方面生发出更大的压力和动力，才能推动预算公开工作全面深入进行，为打造“透明财政”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