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再平衡”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石

　　媒体报道，据初步核算，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50万亿元人民币历史关口，达519322亿元，比上年增长7.8%。除了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高于投资外，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中国经常项目盈余与GDP之比进一步降至约2.6%，贸易顺差与GDP之比保持适当水平，外贸依存度降到50%以下至47%。

　　应该看到，如此养眼的数据和成绩，不但为我国经济的再发展与再平衡提供了保障，也为新型城镇化（也称新型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予了强大的支撑。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确定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期战略之后，继续减少外部依赖，不断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经济“再平衡”，谋求再发展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中国的经济结构必将继续优化。

　　不容回避的是，不管是再平衡也罢，还是再发展也好，都离不开新型城镇化能否科学、持续的推进，更离不开高效、公正的行政，包括财税体系的完善和建设。此前，笔者提出了在区划调整中“撤省”，并取消所谓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100，甚至200个市（州）的设想，无外乎就是不管亲生，还是后养———让地方政府全部裸露在中央政府眼皮底下，便于合理配置资源，协调区域发展。并通过建立完全彻底的“中央—市—县”三级行政，进而完成三级财税体系建设，使财税这一“再平衡利器”发挥最大作用，进而保证我们的新型城镇化健康、均衡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城市化的目标无非是使人口与空间实现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的终极平衡。而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

　　令人忧虑的是，伴随着我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却非常突出，不但城、乡平衡发展无从谈起，甚至城里、城外、城乡结合部的厚此薄彼，或者干脆的称之为“亲生后养”非常明显。比如北京，城里、城外、“城南城北”有巨大落差，“大部分人挤在城里”的残酷现实更告诉我们：“新型城市化的理想模式”距离我们还很遥远。

　　最后再说一句，新型城镇化不但亟需克服“城市和农村、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非公平，还需杜绝“偏重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忽略资源和环境的代价”的粗放非集约，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中央政府实施科学、公正的再平衡战略予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