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之问”刺到发改委痛处

　　在3月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上，经济学家张维迎直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政府腐败已经成为产业过剩的一个根源，发改委以后还会不会用国家的钱、财政的钱来补贴他们？……发改委为何过去只关注发展，不太关注改革？”

　　振聋发聩的“张维迎之问”，是以近期无锡尚德的破产为切入点的—3月20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无锡尚德由于无法归还到期债务，依法裁定破产重整。如此，仅仅12年时间，无锡尚德即经过从无到有、从风光无限到黯然破产的曲折轮回，其创始人施正荣亦经历从海归博士到中国首富、再到当下被限制出境的惨淡人生。

　　毫无疑问，如仅仅剖析无锡尚德个体的悲剧命运，其原因可以归之于尚德产能的过度扩张、全球光伏市场需求的大幅收缩以及施正荣海外资本运作的失败。但是，如我们将视野放之我国光伏业全行业，那么，近10年来我国光伏业从萌芽到兴起、从繁荣到萧条的下滑抛物线走势，则显然与政府的刺激式扶持密不可分。

　　政府对光伏业的刺激式扶持，不仅体现在光伏企业创办时，政府往往给予低价（甚至无偿）土地、配套资金、免费排污等优惠招商政策，更体现在光伏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更是全程给予电价补贴、贷款倾斜、财政补贴等扶持政策。而这种刺激式扶持，在短期做大我国光伏业的同时，却让企业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政策依赖，并由此忽视全球市场供需的变化以及企业自身运营能力的提升。

　　事实上，我国光伏业当下的整体困境，仅是我国刺激式产业扶持政策所引发恶果的一面镜子，近年来，包括造船业、风电业、现代农业在内的诸多产业，因产业政策扶持瞬间而兴、又瞬间而逝的景象已经屡屡显现。

　　“张维迎之问”将矛头直指国家发改委，是有的放矢的。因为，国家发改委作为产业政策制定、项目审批、财政补贴核准的主管部门，其政策指向对具体产业可以起到垂直放大效应，而地方政府则因受做大地方经济、打造政绩工程的利益驱使，必然会极力迎合（甚至会间接炮制）所谓“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落地，从而又会起到横向扩张效应。经由垂直和横向这两股政府力量的合力助推，企业家显然极容易滋长盲目乐观的情绪，而企业内部运营以及外部市场风险则会因此尾随而至。

　　“张维迎之问”，就产业政策导向而言，亦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既有的刺激式导向的产业扶持政策，虽可短期内助推相关产业做大规模，但却明显与“改革”两字背道而驰。我国当下以土地优价、税费优惠、信贷支持以及财政补贴为主要内容的产业政策，事实不仅使得企业投入过多的精力“跑部钱进”，从而相对弱化了企业运营以及市场风险评估，还间接导致发改委以及地方政府的变相扩权，从而使得具体项目审批以及财政补贴等环节权力寻租、权力腐败乱象不断，而相关产业更因这种刺激式扶持导致产能过剩，从而加剧了产业本身周期性大波动的风险。

　　“张维迎之问”应引起我们、尤其是相关职能部门的深刻反思，既有的刺激式产业政策扶持导向是否应该扭转？—在针对相关产业扶持的政策制订上，我们是否应相对减少“授人以鱼”的比例，从而既可相对减少财政补贴的负担，又可防止对其他产业造成信贷、土地等要素资源的过度挤压，更可防范产能过度扩张所导致的行业周期性波动过大的风险；在产业扶持政策的具体分配上，我们是否应形成更为公正、更为透明的选择机制，改变当下由行政官员完全主导的局面，而相应加大专家决策的比重（甚至可以参照以色列成立“首席科学家决策制”），从而将优惠政策准确配置给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并以此减少项目审批、财政补贴等环节的权力寻租乱象；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切实推进行政职能的转变，并大幅减少行政审批的程序，通过打造更为公平、更具效率的市场环境，从而使产业政策扶持在“授人以鱼”的同时，更达到“授人以渔”的可持续性效应。

　　为转变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适度的产业扶持政策固然需要，但必须建立在上述“改革”的基础之上：缺乏产业政策制订、产业政策分配以及政府职能的相关“改革”，既有的刺激式产业扶持政策，只会短期做大产业，而难以真正做强产业，更极易因行政权力的变相扩张而导致市场机制的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