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昌发三公消费从来就不是一道算术题

近年来，全国三公消费总额突破了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回应道，三公经费肯定没有9000亿这么多，从近两年预算的角度来看，三公经费逐年下降，“三公经费绝非越少越好，更多应该强调‘适度’。 ”

在中国，很多数据似乎都是个谜，三公消费就是其中一个。不过，尽管针对三公消费额度各方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缺乏明确数字统计和说明之前，即便相关三公消费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有待确认，对三公消费颇有怨言的人们还是更倾向于相信“较大值”。

从主观方面看，三公消费首先耗用的是公帑，让既得利益者主动公布利益多寡，无异于自曝家底，这本身就具有一定难度；从客观方面讲，中国预算机制以及监控三公消费的相关制度还有一些缺漏，这不仅导致许多难以统计的三公消费在体制外循环，还导致不少三公消费本身难以界定，例如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在外面吃饭、娱乐，却由企业买单，这该不该统计到三公消费里面呢？

然而，三公消费从来就不是一道简单的加减乘除算术题，其关键不在于表面数据的大小，也不在于是否“逐年下降”，而在于每一份公共财政是否用得恰到好处——三公经费固然绝非越少越好，但问题的是，拿什么来证明眼下的三公消费生态是正常的呢？如果是适度的、合理的三公消费，用得多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反，不合理的三公消费，即便只是一分钱滥用，也让人如鲠在喉。如果回避这一点，即便我们摸清楚三公消费这本账目，意义也不大。从多地、多部门公开三公消费时，除却几个功能类的数据，再看不到更具细化的、一目了然的小科目，也看不出各项支出的具体情况，进而让人们感叹“雾里看花”，就足以说明问题。可以说，人们期待三公消费数据公开，其实也是公民知情权、监督权于三公消费面前无法充分释放的表征。

正因如此，财政部有关专家回应“三公经费9000亿”时，语焉不详地纠结于“肯定没有9000亿”，更像是答非所问——任何试图在“9000亿”这个数字上做加减法之类的表面文章，于社会期待而言，都是徒劳的。弄清三公消费的数额并向社会公开，只是我们解决三公消费问题的第一步；更何况，哪怕就是这个“第一步”，也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好。

在笔者看来，筑牢解决三公消费问题的基础，建立针对三公预算公开有效的法制体系、行政考核和监督制度等，乃当务之急。一方面，有必要抓紧制订预算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既要避免三公消费体制外循环，还要明确预算监督的主体、程序、内容、后果等。另一方面要全面构建起人大监督、公众监督等多种监督途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要求建立信息公开的社会评议制度，而三公消费公开，无疑是信息公开最核心的内容，因此理当建立起专门的三公消费公开社会评议制度，由民意给各部门消费公开工作打分。至于三公消费究竟用了多少钱，从来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