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才能带来更多“改革红利”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得好，好就好在会议所给出的政策信息再次平衡了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政策工具的运用方向与主要工作目标基本匹配，这就大体提高了政策承诺的可信度。一般来说，一次成功的工作会议所必需的要素不能少于这一点。

　　此次经济工作会议值得称道的第二个重点是，在解决比较紧迫的现实问题与推动不容迟缓的改革之间，存在着操作要点清晰的关联。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利用既有“改革红利”解决现实问题时，一如既往地没有忘记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增加未来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

　　第三个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是，中央掌握和了解主流民意，关注民生，对于解决当前比较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有务实的准备，既不低估困难，又给人以有根据的信心。

　　当代中国的成就源自“改革红利”

　　改革开放是一个朴实无华的词汇，在这面旗帜下聚集了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实践证明，改革开放需要面对困难，不改革开放将面对日益升级的更大困难，以后解决起来将需要耗费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改革则进，不改革则退。

　　概言之，中国今天获得的各项事业成就，几乎无一不是源自过去迎难而上、锐意攻坚所形成的“改革红利”，后者往往又构成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机遇。

　　34年来，中国人在实践中深刻地领悟到，改革注定是一项说起很容易，但要做好它并能真正收获红利却很困难的创新事业，是一个需要依次破解许多约束条件并力戒追求过瘾和浪漫的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展示全民族智慧水平和攻坚克难勇气的过程，必须选准主要的改革突破口，大胆探索创新，形成一轮“改革红利”，然后迅速将其用做支付下一轮改革的经济成本。

　　这个尤具智慧的过程，其要害之处不在于宣示一次要追求一打雄心勃勃的目标，或者开一堆空头支票，而应着眼于尽可能使实现目标的成本最低，使之处于既有“改革红利”可以支付的范围之内。

　　比如，始于1978年末的农村改革在五年间增产了一亿吨粮食，让曾经饱受饥饿之苦、占总人口82%的农民超储一年的余粮，形成了两个很重要的“改革红利”，一是对其他领域的改革造成强大的募集效果，二是为随后进行的价格改革和“物价闯关”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基础，因为农民通常选择储备粮食来抗击各类通货膨胀。据此，中国选择将价格改革优先于明晰产权的策略就显得十分明智。

　　事实上，放松价格管制不但使乡镇企业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不断增加着总供给的力量，也激活了价格发现功能，使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绩效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假如当年的价格改革被拖延五年以上，价格改革的“机会窗口”或许会因不断升级的“三农”问题而消失。正因为乡镇企业得益于“放开体制外”的价格改革而“异军突起”，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就占据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其所积攒的巨额“改革红利”才为随后推动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各种条件。而当国企的预算约束得到强化时，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时机便趋于成熟了。

　　可见，中国改革的成就不仅源自改革的决心，更在于“做对了供给新制度的顺序、时机和力度”。中国的现代崛起正是以此与其他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区别的。

　　上述首尾相接、分步推进的改革及其所形成的“红利”，显然不局限于初步建立起市场制度本身。人们不难理解的因果关系还包括，一旦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再依靠政府指令，那些直接管企业的政府职能部门才容易被裁撤或合并，又可见中国改革既有合理使用“改革红利”以支付转型成本的特点，又有顺势而为以节约转型成本的优点。进入新世纪（002280）之初，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再行重大举措。加入世贸组织推动中国更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不断成长的中国企业得以同时利用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再获丰厚“红利”，以至于外国观察家最近惊呼中国又赢得了一个“富得流油的10年”。而新一轮农村改革取消了千年的“皇粮国税”，终于扼制了“三农问题”蔓延的势头。如果政府财力紧张，这样的事情就很难办。

　　改革不能停滞才有“改革红利”可用

　　纵观近34年中国所走过的路，绝大多数鲜亮的增长和社会进步数据都源于前一个阶段的锐意改革，它构筑起下一阶段推动更艰巨复杂改革的重要基础。倘若改革停滞下来，那就意味着挥霍掉了前一时期改革开放的“红利”，失去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客观上增加未来改革的难度。

　　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不同在于，改革比革命更困难和棘手。因为革命旨在“革别人的命”，改革则首先要部分地否定自己过去的做法；革命以破坏旧制度为首要目标，改革则必须立足于建设新世界（600628）；革命通常依赖许多人的激情而改革更仰仗大多数人的智慧；革命往往以全盘否定为特征而改革更倚重客观条件和人们的共识；很过瘾的革命大多一哄而起而后很快一哄而散，改革则需要凝聚共识、集思广益、坚韧不拔，表现为能够包容各种利益诉求的循序渐进过程。

　　总之，改革是一项对一个国家智力水平要求很高的事业，也是一个发扬民主、顺势而为的进步过程。支撑了中国现代成就的关键因素，恐怕不完全是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教科书，因为这些知识信息唾手可得，但缺乏在非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功的记录。近代至今，坚持“信则灵”对中国贻害不小，而将普遍真理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大胆创新，倒很可能是各国弥补关于实际进步过程知识不足的必由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其他很鲜明的特点还包括，没有坐而论道，没有浅尝辄止，没有煽动仇恨和对立，没有造成社会失序，既没有失去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动力，也没有失去自上而下的有效推力和领导。当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操作中还有很多未明的机制，或许正因为目前还难解其详，所以不少外国观察家才将中国改革的成就归于“特殊的运气”，感叹近年来“上帝的口袋里可能装着中国护照”。

　　从根本上说，中国改革所创造的奇迹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单纯的体制转型，而是在转型的过程中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这个“难度犹如飞机在飞行途中更换发动机”的过程，才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正统的转型方式“休克疗法”言明要以“短痛”为代价，结果却使“经济休克”成了“治疗”的第一个后果，而中国拒绝“休克疗法”反倒成为远离灾难性转型大萧条的唯一幸运的例外。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成本相对很低，如今深化改革的压力反而很大？简单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总目标还包括了难度更大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所以，尽管中国34年来的改革过程每分钟能使大约20人脱贫，到2010年也才使农村人口刚下降到50%以下，但鉴于每一个进入城镇定居者至少需要10万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因此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路途无疑还很艰巨，换言之，这一过程绝对离不开已有“改革红利”的充分支持。

　　另一个紧迫的问题是，目前世界上仅有三个国家依旧存在城乡户籍之分，这带来了许多经济、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并由此决定着中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约三分之一，以及更大程度上的社会保障权利不平等。诸如此类比较突出的问题，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给予了充分注意。

　　可以肯定，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消耗一部分经济剩余和以往形成的“改革红利”，但人们亦可预期，通过改革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会带来更丰厚的“改革红利”，推动中国加速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