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在十字路口

　　中国在2013年将会走到十字路口。在当前的经济模式走向尾声之前，中国有可能在近几年内继续实施在增长年代放手让经济自动运行的政策。但未来中国可能进入更加大胆的经济改革新阶段并享有由其带来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效应。

　　很显然，继续执行让经济自动运行将是个错误的决策。世界在改变，中国也在改变。过去旧的以出口为牵引的经济增长已经失效，原因是发达国家对其自身的经济增长已经失去信心，同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对西方政府来说在政治上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困难。

　　近几十年来，西方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巨大，他们可能也不会再把中国当成最好的“世界工厂”之选。西方的跨国公司也要留意本国政治敏感性，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苹果公司把部分的制造基地转移回美国本土，即使只是为了象征意义.总之，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所享有的开放的全球环境已经改变。在新的全球秩序中，中国会吃更多的闭门羹，而为中国打开的大门也不会那么多。

　　为了确保全球环境仍然适宜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可能在三个不同领域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全球领域、地区领域和国家内部。在这些领域，中国都能够推出创新的、能够互惠全球及中国的政策。

　　在全球领域，中国需要与西方国家签订一个新的“社会契约”，特别是美国和欧盟。这需要西方的领导人相信中国正在逐渐从外向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向依靠内需拉动经济转变，美国和欧洲将从中国的增长中获利。然而，西方的私人集团显然不会发现自己在其中的机会，特别是欧洲的中小型企业。

　　举一个小例子可以解释政府之间的干预如何帮助增强经济联系。许多欧盟国家，特别是南部的地中海国家正在经历经济增长困难，其中许多国家以设计和制造能力闻名，比如说世界设计之都意大利。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爆炸式增长并搬到新的都市定居，他们希望自己的公寓里装有设计精良的意大利产品。中国也支持或者欢迎意大利的中小企业参观中国，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外贸交易博览会。同样的，在美国，不少的州正在寻找中国投资者，中国能够帮助刺激和促进海外投资。

　　矛盾的是，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厌倦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被看成是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尽管中国政府已经鼓励国有企业以商业方式运营，而非成为政府部门。但是，如果这些国有企业被当成有效加强中国与西方经济纽带的工具，他们可能从充满猜忌的政府代理人转变成帮助建造中国和西方信任的桥梁。

　　重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经济信赖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信任缺乏是多哈发展议程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过去几年，议程也因为西方国家坚持指责农业补贴而遭遇困难。西方国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时承诺放弃农业补贴。目前，美国和欧洲都面临削减财政赤字的压力，这些昂贵的农业补贴可能因为国内原因而被削减。比如，西方国家可能主动提出取消这类补贴，作为“交换条件”来帮助 多哈谈判尽早作出决定。中国可以更多地减免关税，给西方国家点甜头，进一步推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产品出口到生机勃勃的中国市场。总而言之，如果中国和西方两方面都能够超越短期利益看到长期机遇，双方之间建立双赢的社会契约显然是可行的，这也会为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创造适宜的世界环境。

　　相似的，在地区层面，中国也可能设计出一个新的双赢社会协约。在过去的十年到二十年间，中国的地区政策相当明智，中国的邻国很大程度地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繁荣。这就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推动签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FTA）的高明之处。协定里包含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早期收获与单边贸易让步。这一早期收获项目在2004年发起，条约在2010年生效。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的贸易额从1999年的270亿美元暴增到2011年的3623亿美元，增长超过13倍。

　　然而，尽管有富有成效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国与其周围一些邻居也经历了两年的困难时期，包括日本、韩国和东盟。这些由地缘政治造成的困难有其自身的动态变化。但很明显，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能够帮助缓和政治上的影响，正是由于美国和中国间紧密的经济依存才能够缓和和稳定中美间充满挑战的关系。

　　中国在2013年应该继续和东盟国家一同奋斗，完成建立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工作。理论上说，地区贸易自由化可以被认为损害了全球贸易自由化，但从实际上看却是支持了全球贸易自由化。欧盟最终在1993年同意乌拉圭回合的原因在于欧盟害怕被排挤出亚太经贸合作组织经济体自由化进程。相似的，我们应该鼓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进程和跨太平洋（601099）伙伴关系（TPP）过程之间的良性竞争。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贸易自由化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相反，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互相依赖，能够更加广泛地促进繁荣。

　　近几年来，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中国的领导人能够看透地缘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好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好的经济关系能够互相促进。相反，许多西方国家仍然只从一个方面出发作出经济方面的决策。只要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厘清纷繁复杂、互相交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国就能够为双方带来好的结果。

　　在内部层面，中国也有巨大的优势，中产阶层的壮大也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理论上，这会促成中国企业的发展，毫无疑问，中国将会产生大量的世界型企业家。这是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会带来的自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成为企业家的自然潜力。海外中国人的成功已经说明企业家精神深入中国人的骨血之中，就像他们已经在我们信德人（南亚的一个民族）群体中取得的成功一样。然而，中国的大问题是这些成功的中国商人在成功后是否会继续在中国投资或者是在海外投资。

　　2012年中国国际移民年度报告警示我们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投资移民，这会损害就业及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中国中心和全球化主任王辉耀说：“私人经济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60％并且吸收了大多数的就业人口。所以，如果个体业主带着他们的财产移民到国外，这对国内市场来说就意味着更少的投资和创造更少的就业机会。”更加值得我们警醒的是，中国招商银行（600036）和贝恩国际顾问公司2011年度的调查显示，拥有财产超过160万美元的中国人中有60％在考虑投资移民。

　　为了能把中国企业家留在国内，中国要学习西方建立经济生态系统，鼓励企业家留在中国国内。复杂的经济生态系统包括很多要素，其中的显著要素是尊重法律、减少依赖国企、私人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消除腐败。这些问题都是很棘手的。2013年将是中国推出计划建设经济生态系统的一年。

　　总之，2013年对中国来说将会是充满机遇的一年。尽管中国不能继续实施让经济自动运行的政策，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变，结合中国的优势推出新的全球、地区和国内政策，获得接下来30年经济的持续增长。（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