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改如何突破“玻璃门”

　　新华网浙江频道11月21日电 题:温州金改如何突破“玻璃门”

　　——突破“玻璃门”应是温州金改的核心内容，但尚未取得进展

　　我个人认为，突破“玻璃门”是指允许民间资本通过“主发起”或者“增资扩股”、股本收购等方式，成为商业银行的控股大股东，进而造就真正的民营银行。这是金融体制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之一。

　　今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并确定了十二项主要任务。在这“十二项主要任务”中，最大的亮点有二，一是“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二是“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与新型金融组织”。由于前一条是“研究开展”，究竟如何“开展”，还有待于“研究”，当下还无法实施；因而，“重头戏”便只有后一条。从字面上来看，这后一条沿用了“新‘36条’”中的表述，为民间资本成为村镇银行的控股大股东留出了充分的空间。这就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玻璃门”有可能在温州金改中被突破。也因此，世人瞩目于温州金融改革试点。

　　在温州，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民营企业，对于突破“玻璃门”的态度均相当积极，不仅谋求通过小额贷款公司“升格”为村镇银行而实现“突破”；而且还谋求通过筹设新银行及调整现有地方银行的股权结构而实现“突破”。比如，近半年来，已经筹划了“温州市农业发展银行”“温州现代商业控股银行”“科技投资银行”“华侨银行”等四家民资银行，同时，还启动了温州银行的大规模股本转让，让一家民营企业成为与温州市财政局并列的第一大股东。

　　迄今为止的结果是，这四家筹划中的民资银行无一成功，计划面临搁浅。温州银行通过股权结构调整，民资的比重虽有较大幅度提高，但是最大的股东仍为温州市国资（温州市财政局+温州市财政开发公司）。

　　目前尚未“突破”，这是不奇怪的。11月初，有媒本报道中写道，有权威人士透露，“民资在现阶段办银行基本不会存在成功率”“民营企业自己发起做银行，在目前的政策下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必须区分两类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主

　　事实上，目前让四家筹划中的民资银行搁浅，不让温州银行成为民资控股的银行是完全正确的。这首先是由于这些做法违反了国务院的规定。在国务院规定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中，民资银行的发展空间只是村镇银行——县城中的小型商业银行；而温州银行是城市商业银行，当然不在此范围中；“筹划中的四家民资银行”的规模都很大，如“温州市农业发展银行”的资本金为20亿元，“温州现代商业控股银行”更大，为50亿元，这哪里还是村镇银行？批准了，便违反了国务院的规定。然而，问题是，民资主导的村镇银行也没有允许设立，仍然要求必须由现有法人银行“主发起”。

　　这里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障碍不在于法律，而在于认知，在于未能恰当地区分两类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主，即工商业资本和金融业资本，工商企业主与金融企业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并没有限制非公有资本发起设立并掌控银行。正因为如此，外资银行可以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以及组建全资子银行。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目前还存在着极少量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而作为个案存在的、由民间资本控股的民营银行。

　　规定村镇银行必经由现有法人银行主发起的“两个暂行规定”，即《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及《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然而监管部门之所以死扣“两个暂行规定”的条文不放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要清晰区分前述的两类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主。

　　我国目前的民营工商企业经营有下述特点：负债率低，通常不超过50％，很少有大于60％的，资产风险较小；市场波动起伏较大，需要抓住有利时机“猛冲”或者急剧扩张，或者“暴利”一番；法制观念较淡薄，违规违法行为多，丑闻较多。商业银行经营则相反：负债率甚高，通常在90％以上，资产风险大，必须强调“稳健经营”；市场起伏较小，并且，基于“稳健经营”，努力追求平稳发展；强调依法经营、合规经营，并且有严格的监管。

　　存在决定意识。民营工商企业的经营特点，决定了了其业主严重缺乏“稳健经营”、“合规经营”理念，是难以适应商业银行经营要求的。进而，如果让民营工商企业主掌控商业银行将是十分危险的。最大的危险便是“关联贷款”。如果民营工商业主同时掌控了商业银行，当其麾下的企业遇到资金周转不灵，或者因急速扩张规模，而需要大量资金时，必然会向由其掌控的银行“伸手”，造成大量“关联贷款”。继而，不良贷款大量发生，形成巨大风险。众所周知，改革开发以来，由于此种原因造成“关联贷款”而酿成金融风险的案例，已经发生过多次，教训十分深刻。并且，一旦商业银行被工商企业主掌控，即使还没有发生“关联贷款”，对于银行的健康发展也是很不利的。例如，我国南方有一家城市信用社，在“保留”后的“增资扩股”中，被北方某“优质”民营企业控股，虽然该城信社目前已改制为城市商业银行，但是，市场定位与内部管理均欠到位，业绩平平，毫无其他民营银行之虎虎生气。

　　应当说，监管部门从防止“脚踏两只船”、防范金融风险角度出发，“拒绝批准”温州市筹划中的四家民营银行、“拒绝批准”由民营工商企业掌控的小额贷款公司直接改制为村镇银行，无疑是正确的，应当予以肯定。但与此同时，也应当“扶植”民间金融资本和金融企业主，不仅要允许其存在、生存，而且应当给予一条发展通道，进而造就一批与小微企业共存共荣的“草根银行”。今后，再让这些“草根银行”在市场竞争中继续发展，从中涌现出一批金融企业家。

　　诚然，“民间金融资本和金融企业主”发育滞后，还处于相当“幼稚”的状态，单个资本的规模小、分布散、实力弱、运作也显得紊乱，根本无法与“民间工商业资本与工商企业主”的状况相匹比。之所以“幼稚”、“滞后”，正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给予民间金融资本和金融企业主以“合法的生存、发展空间”。在这次温州市的金融改革试点中，就是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为它们的健康生存、发展造就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其快速成长。

　　同样，地方政府也未能区分两类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主；并且，往往从GDP政绩出发，拣“大”者支持，向“大”者倾斜，尽量满足“大”者的需求。不仅在温州市筹划四家民资银行中是如此，而且在组建小额贷款公司中更是如此。至于真正应当重视与“扶植”的民间金融资本和金融企业主，则因其“小、散、弱、乱”而被撂在一旁。总之，在当前，地方政府应当分清这两类有所差别的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主，看清楚下述问题。一是“脚踏两只船”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不利于地方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应当高度警惕，坚决防止。二是目前民营工商企业主们办金融的巨大积极性并不是“正常”的，而是与金融业中暂时存在着的高额垄断利润有关的，而这种高额垄断利润，正是下一步改革中要消除的东西。因此，不能去迎合这种“积极性”。三是部分民营企业主用来办小额贷款公司的钱并非“真金白银”，基本上是变相银行贷款。四是应当“扶植”真正的民间金融业资本与金融企业主，努力为它们争取“合法的生存、发展空间”，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而且也符合“金融改革试点区”的本质要求，将能够获得最好的金融政绩。

　　——厘清目标，积极稳妥

　　在温州市金改试点中，必须突破“玻璃门”。但这不是让民营工商企业去办银行，而是“扶植”民间金融业资本，给他们一条通向商业银行的发展道路，并进而孕育出一批金融企业家。民营工商企业主可以参股银行，但是只能作为“财务投资人”，不能作为“战略投资人”，更不能成为控股股东。

　　基于上述原则，允许“主发起”民营村镇银行的有三种人。一是“下海”创业的金融机构业务骨干（比如，台州银行董事会长、创始人陈小军先生就属于这类人）。二是原来从事准金融行业如担保、典当、投资咨询等等者，或者专业的民间借贷者（比如，泰隆银行董事长、创始人王钧先生就属于这类人）。三是将全部资本从工商企业中转移出来改投金融业的原工商企业主（比如，美国的美国银行创始人贾尼尼就属于这类人）。这三种人都应当得到鼓励与支持。

　　考虑到目前温州市的社会风气，喜好赚快钱、热钱，投机性强，法制意识与合规意识相对淡薄，因而具体推进步伐不但要积极，而且还要稳妥。一般地，以走“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道路为好。

　　首先，让小贷公司回归初衷。在发展新的小贷公司时，不但要允许自然人“主发起”（这也是2008年5月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的规定），而且应当优先考虑由前述“三种人”“主发起”。

　　其次，鼓励与支持小额贷款公司依附于银行。小贷公司可以寻找一家“主合作银行”，签订合作协议。签订后，小贷公司可以享受金融机构待遇，实行资本充足率管理（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杠杆率问题）。合作协议应当规定，小贷公司的资金一律存入主合作银行；全部贷款客户也要求在主合作银行开立账户；业务运作受主合作银行监管；主合作银行融给小贷公司的资金不得少于其全部融入资金量的50％，并且要帮助与代理其从同业拆借市场及其他银行融资。监管部门要鼓励与支持银行与小贷公司合作，并给予适当的政策。比如，由小贷公司发放的“小企业贷款”，可以计入主合作银行的业绩中，并且，主合作银行可以因此而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

　　再次，让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允许依附于银行的、经营满二年的、业绩优秀的、由前述“三种人”主发起的小贷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在改组中，主发起人不变。为了进一步防范风险，还可规定，这种民营的村镇银行，在开业的最初几年中，只能是“无限责任公司”或“两合公司”，不能是“有限责任公司”；在经过一定时间的“经营考验”合格后，方可“增资扩股”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