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必左右为难？

　　中国已经进行了30多年改革，但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公民能从改革中得到什么好处，如何才能实现改革的目标，这是一些并非已经取得共识的问题，但却是无法回避、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不仅社会大众普遍缺乏共识，就是思想界也缺乏基本的共识。岂止缺乏共识，简直是毫无共识。如果你深入了解中国思想界，你会发现，左右两派的相互攻讦已经恶化到了怎样的地步。不客气地说，在一些思想沙龙里，一些知名学者讨论问题的方式无异于泼妇骂街，完全丧失了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的理性素养。

　　左右两派到底在吵什么？要言之，右派强调自由和市场经济，拥抱全球化，寄希望于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左派认为，右派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贵族的自由”，他们强调平等，不满足于右派提出的选举式民主，有人甚至认为那不过是“选主”。他们批判资本主义，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全球资本主义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试图努力构建新秩序，一个在极力批判新道统。

　　但右派无法回答的是，市场能否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左派无法回答的是，完全抛弃右派倡导的制度框架是否能实现他们所谓的更高程度的民主与平等。

　　现代社会的特色之一是思想多元化，这并不意味着多元思想不能共享某种“重叠共识”，中国左右两派是否可以达成基本的原则共识？我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先看可能性。思想理论上的左与右，完全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舶来的概念移开，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难发现，自由和平等自古都是中国的稀缺产品。只要中国还没有彻底肃清官本位文化，政府还忍不住要包办一切，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求就不会停止；只要中国的贫富差距还在继续拉大，人人平等的理想就具备天然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时追求自由与平等两种价值。

　　再看必要性。一个社会要稳步前进，必须具备基本共识，否则必然导致分裂、动荡、退步，有几个中国人愿意重返颠沛流离的岁月？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目前阶段，左右之间最有可能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什么？我以为，如果不过于理想化，这个社会本来是已经存在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基于宪法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宪法的生命在于落实，宪法的权威在于落实。”在实现制度创新以后，新的制度架构自然能平稳调适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西方政治实践表明，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必然是处处贯彻宪法精神的社会，也必然是中右和中左思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但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的推动力量来自哪里？

　　很多人认为来自体制内的改革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大量资源。但体制内改革派到底有多大力量？如果利益集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改革派即便有意愿推动制度创新，他们是否有能力扳道成功？

　　一些人认为来自公民社会，但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否必然导致制度创新？公民社会的量变与质变之间是否存在“惊险的一跳”？这“一跳”究竟会通过怎样的途径发生？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公民社会完全建立起来之前，我们是否不需要制度创新？更何况，以什么标准衡量公民社会是否已经完全建成？

　　更多的人认为制度创新应该是上下互动的结果，但上下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互动机制？政治参与扩大化和政治参与爆炸之间如何才能保持一个必要的界限？

　　中国的右派中没有诞生哈耶克，左派中也没有诞生哈贝马斯，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他们更像是西方某种理论的布道者和宣讲员，他们探究的大多不是真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观察，中国思想界有负于这个大转型时代。没有任何西方现成的理论为中国的转型提供切实可行的路线图，中国的大转型呼唤中国自己的思想家。

　　三年前我开始《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写作的时候，就在个人的微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谁堪称中国当代思想家？三年以来，应者寥寥。三年后的今天，我还想继续发问：谁堪称中国当代思想家？

　　新一代的思想家必然是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人，也必然是能够融汇左右，并为中国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