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乃娟科技正在改变社会的价值观 网络至死的隐喻

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最近，美国一家法院认定两名校橄榄球队员强奸一名未成年少女，判处他们监禁。司法部门说，这宗强奸案发生时，在场其他学生非但不制止，反而围观拍照，一些成年人涉嫌知情不报。几名学生承认自己目睹施暴经过，但没制止，而是用手机拍摄。大量图片和视频被转发或上传社交网站。

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其著作《娱乐至死》里探究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变化，波兹曼认为，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且无声无息，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就现时而言，如果将这本书里的“电视”换成“网络”也是基本成立的。社交网络与波兹曼说的电视一样，对人们以往的生活进行了解构，它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互相分享之中，娱乐成为一种习惯，这个案子里学生们不施救，反而上载视频与图片，引发的是人们对信息分享与娱乐底线的思考。社交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信息分享的便利，增加了人们的各种信息量，但有时却又让人迷失了根本，越过了道德底线。最基本的底线应该是，不对他人的合法权利与利益构成损害。

除了这个基本底线以外，很多人也正开始深思科技与社交网络对人的内心世界的侵蚀。热播的英剧《黑镜子》正是这样的作品，科技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生活，社交网络上有海量的朋友，我们跟他们的接触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亲人。人们广泛地使用着iPhone或是其他智能手机。“黑镜子”的隐喻在于：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一个屏幕、一个电脑、一部智能手机，它们都在反映着现实。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等市场经济不完备、社会规则缺乏的社会里，甚至它还起着一种无可替代，又很便利的监督作用，很多社会事件首先是由微博等社交网络引爆，并迅速成为一种各方关注的公共话题，它对公权力的监督特征也甚为明显，具有着传统媒体不可替代的及时性、便利性以及有效性。当然，这也反映出人们的一种无奈，比如车祸、随手拍解救拐卖儿童等，都是因为，本应提供给社会的公共品数量以及质量的不足。

科技的发展是不可逆的，如何重建人的内心世界需要花时间，眼下，完备的法律的国家里，这种无序尚能控制，因为类似这宗强奸案的事情毕竟以个案居多，判刑也总会带来一些震慑。在那些发展中国家里呢？人们对社交网络的过度依赖，已经说明着一种人们对解决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期望得不到满足，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