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的愿景向世界呈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十八大后，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点强调，“城镇化”成为近期舆论在讨论中国下一步发展时频频提到的一个热词。在12月19日于北京召开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城镇化，李克强的最新提法是：“城镇化是发展最大的潜力，而真正的发展必须要依靠改革。”

　　正确理解城镇化，尤其是正确理解城镇化既是潜力，而这样的潜力变成中国真正的发展动力又必须依靠改革，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不仅关乎中国如何走向未来，中国的未来是什么，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将由于中国的发展而得到本质性的改变。

　　11月28日，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指出，13亿人的现代化和近10亿人的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这条路走好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贡献。

　　这样的前所未有之路，不仅是中国的机会，也是世界的机会。关于这样一条造福中国和世界的道路，关于这样一个中国和世界的机会，不仅需要我们面向未来来讨论，需要我们立足现在来看待，更需要我们回归历史的长河来审视。对中国而言，城镇化也是面向未来的中国必须实现的责任和宏伟的历史目标。

　　城镇化是“小康中国”的具体画面

　　当下，中国人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城镇化？怎么实施城镇化？城镇化的内容是什么？步骤是什么？从哪里开始，又将以什么样的格局出现在多久的将来，是当下必须认真思考，要拿出确切办法的事。

　　笼统地看面向未来的城镇化，当然首先应立足当下，这要求我们对中国的当下和世界的当下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但这样的认识在当今的中国并不容易达成具体的一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问题复杂，还因为观察中国问题的角度多元。而把城镇化看成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按照李克强的意见，城镇化是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动力），并非是将复杂的中国问题简单化了，而是符合当下中国现状的。因为城镇化本身就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发展观，综合的社会发展方向，综合的社会发展现实。

　　尽管中国的现实在快速变化之中，争论中国问题的观点层出不穷，甚至彼此相当对立，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正在市场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下快速城镇化。用这样一个基本稳定的、囊括现实的结构性发展观和目标，完全可以回答乃至了结许多徒劳的争议。可以说城镇化是既定现实，又是未来的中国发展之路，也完全吻合当下的中国现实结构。

　　在这样的结构里，假如城镇化成为未来几十年的主角和现实（按照李克强所说的数据目标是“13亿人的现代化，10亿人的城镇化”），这也意味着城镇化是未来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的具体画面。

　　熬出来的中国城镇化未来仍是渐进性的

　　要完成这样的愿景，首先要意识到城镇化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国三十余年改革逐渐形成的社会发展观，是三十余年改革积累的成果；更远一点看，是中国五四以来现代化积累的成果，是中国加入全球一体化的积累的成果。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间多少沉浮，充满了中国人的血泪、辛苦、耻辱、热情和努力。用生活化一点的语言来总结，可用一个“熬”字。

　　中国“熬”到了未来几十年内可以快速完成城镇化的阶段，这来之不易，需要我们格外珍惜，需要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下一步进入城镇化的快车道上的中国，更需“熬”过诸多艰难险阻，而不是跳过或用激烈的手段闯过。

　　自1840年以来，或因为操之过急，或因为与世界文明主流脱节，中国的多次现代化转型机会都失去了。假如还是用生活化的语言，我们可以说，当下中国之所以能进入城镇化的快车道，是因为中国在渐进式改革的历程中学会了“熬”。中国人知道了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即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慢慢积累的；所有改天换地的成功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经历无数个太阳升起又落下的过程的结果。

　　有不少人反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理由是在渐进式改革中，中国社会积累了大量的风险，比如贫富差距，比如腐败，比如国企垄断等等。但不要忘了，与此同时，中国事实上变得比三十多年前更加富裕了，人民总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也日益开放了，和当代世界主流文明的差距日益缩小了。这些都是在以“熬”为主的渐进式改革的积累之中发生的，而不是“一夜到了共产主义”的结果。当然，有的错误也是在积累之中发生的。但什么不是积累的呢？没有三十余年来渐进式改革养成的长期积累性的改革实践，中国不可能进入城镇化的快车道。

　　总之，选择城镇化作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目标，“熬”字当头的积累性的发展观，依然要摆在首位，依然要以此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抵挡所有不切实际的狂飙突进的诱惑。对这样的中国渐进式的改革，不急是假的，但急了也没有用。

　　变“中国制造”为“中国的生产方式”

　　而作为未来几十年中国发展的方向，所谓城镇化，其图景应该是什么样的？可能有大量数据说明那样的未来。单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说，它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本质性变化。这个变化，从宏观的市场结构上看，是中国将从外贸和投资拉动变成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体。这也算是向历史上某种经济运行轨迹的回归。在中国未加入世界市场的阶段里，中国经济是高度内需型的，是所谓农业社会的自产自销的自给型经济体。当然时代不同了，如今的内需不是彼时的内需，而是全球视野下和世界市场中由中国的生产和需求构成的市场。

　　这样的市场结构的最佳状态，意味着我们可能要从目前数量庞大而质量欠佳的“中国制造”转型。但这种转型并不是简单以“中国创造”来代替“中国制造”为终结。因为与实际发生、极为坚实的“中国制造”相比，浪漫的“中国创造”显得有点轻飘。这样的想象不是城镇化潜力未来大发挥的目标。

　　随着城镇化发展而发展的中国经济，其第一目标应该是变“中国制造”为“中国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和确定。就如同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想到工业机械、现代化方式人们就会想到德国，想到奢侈品的生产方式人们就会想到法国，想到工业设计的生产方式人们就会想到意大利，而关于高科技的兴起和金融产品的丰富人们会想到美国一样，中国要有自己的生产方式。而当这个中国的生产方式得以在世界范围内确定，在自己的生产方式之中，中国人的创造力将会是无人竞争的，是举世公认的。以这样的生产方式加入全球经济体，还只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大步，不是终极目标。

　　向世界呈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随着城镇化发展而发展的终极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落实到社会整体的发展上。在树立了“中国的生产方式”之后，在完成了城镇化之后，中国要向世界展示的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会是中国经济发展为国民带来的最大幸福。

　　道理简单，所有的生产都是为了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只有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远像汉唐宋的中国人、近像现在的中国制造那样，成为世界市场认可的主流生活方式之一，中国的城镇化才能说是现代化的，才是在造福中国的同时贡献给世界的。

　　我们很容易从工业机械想到德国的生产和德国人的严谨，从奢侈品生产想到法国的生产和法国人的浪漫，从工业设计想到意大利的生产和意大利人的优雅，以及从美国创造的高科技产品想到美国人的智慧。而众所周知的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那些代表这些国家最好生产方式的企业，大都不在这些国家“北上广”，而是在那些已完成城镇化历程的国家的小城镇上。

　　比如德国汽车制造商奥迪的总部在德国南部的英戈尔施塔特城，这里人口只有十几万；比如微软的总部在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卫星城贝尔维尤，那里人口不到五万；而创造资本市场奇迹的股神巴菲特创办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公司，也不设立在国际金融中心纽约，而位于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一个叫奥巴哈的小城。

　　中国的城镇化虽然不一定是这样的具象，但中国的城镇化一定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绝不只是孤零零的北上广的现代化，也不只是中国腹地二线三线城市学习北上广做国际大都市，而是由连片的诸多美丽小城镇的同时现代化构成的。

　　在那样的城镇化意味中的现代化愿景里，我们似可确认，中国将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同时也是向世界贡献的生活方式。就像唐代中国人那样，可以有李白“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悠长，也可以有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的悠闲。如此这般，曾经以纸张、茶叶、瓷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改变世界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中国，也许就距离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