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权”不简单

以前翻看有关淮海战役的研究资料，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在给前线指挥员的电文中多次要求，要“临机决断”、“不必事事请示”。在瞬息万变的复杂局势中，这样的“授权”无疑具有了战略高度。

1985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条例，显然也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做出的特殊决定。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面临的环境异常复杂，需要展开的工作千头万绪，改革的紧迫性也极为突出，而具有全球视野的专业人才却异常缺乏，各类信息的沟通速度和效率也远逊于现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的人大授权，便宜行事、临机决断的意味就颇为浓厚，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思路指导下的必然选择——非常时期，必用非常手段。

经过30年的发展，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显然已大异从前，其中最需要关注的是，在各类利益主体不同诉求的牵引下，改革已经处于深水区，各方利益相互牵扯、交织，复杂异常，继续“墨守陈规”，就可能蕴含较大的风险。在此情况下，全国人大适时收回授权，从理论上说，能够更为“超脱”地展开税收立法工作，进而更有利于社会在相关问题上取得共识，也更有利于推动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

当然，要把理论上的东西变成实践的成功，不但要注意时机的选择，而且要尽早做好一些必要的准备。最需要注意的是，税收立法权的“回归”，不能简单地成为由此部门向彼部门的权力让渡。

要避免税收立法权回收成为简单的权力让渡，就需要有全新的工作思路，这就对全国人大的相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在工作态度、工作效率上有更进一步的提升，还要尽快充实相关专业委员会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进，让有能力、有意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作人民的代表。

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条例的议案，在2009年的两会期间就有代表提出过。时间一晃就过去4年了，可见“收权”显然并不简单。要进一步推动这个进程，需要加快方方面面的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