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循环利用为何如此滞后

大约在十几年前，在一次乘飞机旅行的途中，一对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夫妇与我相邻而坐。我们聊起了节水的话题。他俩批评了他们在中国看到的种种浪费水的现象，然后又眉飞色舞、头头是道地介绍起了加州节水的种种措施，尤其是水的循环利用(现在称为“中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心想，你们老美不要得意，在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中，这些事情一定是会得到充分考虑的。

可是，此后，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国家经济突飞猛进，却始终听不到有什么关于节约用水的重大政策颁布。然后是房地产市场开始狂飙，一座座高层住宅拔地而起。及至现在，得到的消息是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国家正在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而城市地下水却已经遭到大范围的污染，一场“水的危机”正在迫近。我意识到，我国已经错过了治水的最佳时机。在危机的阴影下，节水意识现在似乎终于要觉醒了。

对水的治理，既要开源，也要节流。从现行的政策体系来看，政府对“开源”比较重视，而对“节流”的关注严重不足。各个缺水城市宁肯疯狂地寻找新水源，却不大在内部挖潜上下功夫。如今，当认识到循环利用的重要性时，却为时已晚。例如，大部分城市的规模都在过去一二十年间扩张了数倍，城市的格局和功能也都已经日臻完善；然而，外观漂亮的楼宇之中却普遍没有布设中水输送管道；因为，整个城市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水循环系统”，政府法规上也没有这样的要求。笔者纳闷的是：是不是我国的城市今后不打算搞废水再利用了？反过来，倘若还要搞的话，这些已经建成、并且使用寿命至少将长达几十年的楼宇又将如何处理和改造呢？届时，其经济与社会代价又将会多么高昂啊！

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这个失误是几十年间片面追求GDP增长率而忽视社会建设的畸形发展政策的一个反映，是过去留给未来的又一颗“定时炸弹”。这个炸弹早晚是要爆破的。因为，一旦对自然水源的争夺达到极限，决策者终将认识到，节约10%、20%甚至50%的用水是多么重要。水在地球上原本就是循环的，所以，边际用量的改善是一个关键。只要对水的节约突破一定的临界点，负循环就会变为正循环，江河湖泊就会从萎缩转向扩张，地下水位就会停止下降，转向上升。城市污染物的排放正在毒害我们的水源。有关部门也终将认识到，即使不作再利用，也要投巨资去治理废水。一边治理废水，一边寻找水源，这是愚蠢的，最好的办法是将首尾相接，作循环利用。

那些喜好搞大型水利工程的人实际上把用治水问题看得过于艰巨。他们忽视了世界上若干发达经济体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干旱地带的成功经验，误以为要解决水的问题，非要搞得天翻地覆、地动山摇不可。“南水北调”工程显然就是在这种思路之下出台的。为了解决北方、尤其是京津地区的城市用水问题，政府的思路不是优先在这些地区搞水的循环利用，而是首先求助于几千里之外。该工程的直接成本目前可能已经远高于10元/吨，至少是海水淡化成本价的两倍以上，其将可能对南方地区间接造成的生态与经济损害尚未考虑在内。根据笔者的观察，由于这一工程的上马，决策层感到了满足，此后政府部门似乎不再担心水的问题了。有了这个保证，北京市开始了不计后果的超常规扩张。中水项目此后虽然也启动了，但华北地区的废水再利用率在总体上目前仍然只有约5%。北京、天津两市位于“华北漏斗”之上，现在已经口干舌燥，嗷嗷待哺，而来自长江流域的水又是如此昂贵，这个局面是无比尴尬而令人忧心的，而决策层却“镇定自若”，真不知道其中有何玄妙？

治水是政府的天然职责。由于其供应具有显著的垄断性，可以说，政府在治水方面的责任甚至要重于其在食品供应上的责任。然而，无论水的安全，还是食品安全，在我国政府的政策体系中，都未占到应有的突出地位。政策的高度和力度都严重不足，这是一个需要清醒认识到的现实。政府把大量资金用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用于诸如页岩气开发、节能与家电补贴等方面，就是不肯多拿一点儿资金来治水。这是非常不明智的。股市上曾经鼓噪一时的“水务概念股”，只是反映了商界的觉醒。它对于政府的治水政策不是一个赞扬，而是一个讽刺和批判。

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无疑应当在水的治理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我不能忘记陕西家乡的亲人们向我讲述村里把灌溉水渠改造为金属管时所表达的喜悦和激动；然而，那只是一个试点，是在省里“跑关系”而得到的特殊照顾。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如今已经陷入财政困境之中，财政盈余的中央政府却冷漠处之，任凭它们去寻求高息融资。在这种情况下，何日才能期待地方政府会大举投资于水循环系统呢？

连自来水的安全都遭到了威胁，至于把现在口中喝着的不新鲜的桶装水改换成新鲜的“直饮水”，可能也就更加不敢期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