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脚点还在初次分配环节

——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理想与探索(上)

梅新育

“共同富裕”——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兴起之日就擎起的旗帜，也是深深根植中国国民心理的理想，更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微观层次，从生产环节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都有利于激励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不是仅仅激发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积极性而令绝大多数劳动者为之愤懑。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今日中国尤其面临扩大消费需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压力。而在宏观层次，从消费环节和需求领域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对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及其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以需求为导向，而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国家都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在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将有效需求集中于国内产业部门而非国外产业部门，从而令有限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拉动国内产业部门发展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较多的部分用于储蓄；而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就是这样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

不仅如此，一个收入分配高度失衡的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几乎全部集中在奢侈品上，因为穷人扣除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开支后几乎没有什么剩余，而汽车这类奢侈品要么依靠进口，要么由国内的外资企业生产，因为国内企业和投资者既无足够资本，也不懂如何生产这类较为高级、复杂的产品，致使本土产业无从受益于国民收入的些许增长，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应也难以维系。相反，一个后发国家如能实现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其购买力将更多地集中投向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这样，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平均，就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增长，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在发现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因为内资企业决策环节少于外资跨国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场)优势更为突出。

眼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减轻收入分配失衡的目标已确定，关键是如何实现。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收入分配格局必须在增长的情况下同步调整，调整增量而不是存量，这样才能在不引发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完成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任务。归根结底，扭转收入分配失衡局面，无非从初次分配和通过财政税收工具再分配两个环节着手。尽管这两个环节我们都需要下功夫，而且通过财政税收社会福利工具从再分配环节做文章更易收立竿见影之效，但初次分配环节才应是我们努力的重点，因为只有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格局优化才是可持续的，而在初次分配环节做文章更能兼顾增长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实践的经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过高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足以大大削弱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会埋下社会动荡祸根。

在微观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即使对工作动力已超越了“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劳动者而言，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较高所得税也沉重打击了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二战后，英国等发达国家社会福利费率(即社会福利公共开支占GDP比重)总体上是大幅度提升，甚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视为具有反社会福利倾向的“里根-撒切尔革命”也没能根本扭转这一趋势。因为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归根结底来自就业者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过度膨胀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结果必然是税收过重；在战后西方财政税收格局变化的趋势下，尤其突出表现为所得税过重，英国战后数十年来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尤重。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等欧洲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初期，所得税率之高就已使很多原来乐意加班加点的人感到额外辛苦不过是在白干，加班动力大减。后来，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失业者收入比工作者还多的地步。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现在，这种现象始终存在。由于相当一部分掌握话语权力者要么缺乏全局眼光和长远思维，以个案煽情取代对全局的冷静客观思考，要么有意哗众取宠，致使某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人道主义”长期占据了“政治正确”的地位，不仅导致失业者收入比工作者还多的问题来得更快、更严重，而且加剧了外来移民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已在二战后的西方国家激化了传统家庭结构解体和生育率下降，进而推进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发展的活力由此进一步削弱，西欧国家尤甚。这是我们在探索收入分配改革之路时不能不深刻汲取的教训。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