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易要从源头处理当前累积的复合环境问题

钱易

本报记者 李伯牙 北京报道

钱易生于江苏苏州，她说小时候那里的河水清澈干净，人们可以直接淘米洗菜，但是现在再回去看到的是一条条受到污染的河流，就连洗衣服都不敢用河水了。

钱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第十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水污染防治技术及机理。

事实上，钱易所面临的现状只是中国当前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到底是什么污染了家乡的河流？她告诉本报记者几年前再回江苏的一个故事，当时跟着考察队去检查当地企业排污状况，去一家大企业看到污水处理设备正常运转，排污口水质也没超标。但是，考察队回去后就接到一个举报电话，建议晚上再回去检查一遍，而且不能告诉当地陪同的官员，再去检查得到的结果与白天截然相反。

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工作十多年来，钱易和同事们也在推动着水污染防治等相关环境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但是其中不乏阻力。在她看来，当前中国频频发生的水污染、空气污染事件虽是坏事，但也是一个契机，借此可以动员更多的力量推动从源头治理污染。

地下水污染引爆环境议题

《21世纪》：今年网上爆出山东某地企业向地下排污的消息，使得人们纷纷关注地下水污染话题，在你看来中国现在的水污染到了什么状态，地下水污染到底有多严重？

钱易：和地表水一样，地下水污染也很严重，但是我们没有做全国性的调查，不好说到底污染的程度怎样。地下水分为两种，一种是浅层水，一种是深层水。浅层水与地表水是连结的，比如说农田是渗水的，底下就是浅层水。

浅层地下水的污染是比较严重的，有的地方比如江南，传统上浅层水也是水源，家里打一口井就可以吃上水。原来这些水都很干净，但现在不行了，根本不能做水源。

深层水在不透水层底下的，比如清华大学现在的自来水都是从深层水取的，有80~100米深。现在深层水的污染要比浅层水好得多，因为污染物很难进去。

有人认为打深井把污染物灌到地下去，这是解决水污染的一个好办法，这是我坚决反对的，决不能允许。

《21世纪》：为什么？

钱易：通过深井就把污染物直接送到深层地下水中去了，本来深层水是被天然的地质条件保护的，污染物进不去，现在却要把这个屏障打开，把污染物送进去。北京现在用地下水做水源占到全市用水总量的60%以上，密云水库地面水只占不到一半，假如用这种办法处理废弃物，把它扔到看不见的地方，就把地下水都破坏了，像北京这样的缺水城市就更没水了。

有人曾和我争论，说美国就有把污水送到地下的例子，美国人在做的是“水银行”，是把污水先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干净再注入地下，存到“水银行”里，使得地下水得到补充。这种处理过的水干净到什么程度？可以达到饮用水标准，当时去考察的时候，带领我们的一位美国工程师说这种水可以喝，而且现场接了一杯处理过的水就喝下去了。所以，美国给地下注入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污水。现在别说一些企业偷偷向地下排污，甚至有人公开提倡这种做法，这就更不得了。

《21世纪》：深层地下水如果受到污染，修复有什么问题？

钱易：那就困难了，因为你看不到摸不着，浅层地下水的修复就已经很困难了。浅层水的修复办法就是打井，把受过污染的浅层水抽出来在地面处理，或者打药进去，但是药和污染物产生作用最后还会有一些产物留在地下，所以彻底处理要抽到地表处理完后再注入地下。地下水是要千万保护好不能污染的，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环境立法曾遭遇反对意见

《21世纪》：你曾做过全国人大第九届、第十届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在你的任期内推动水污染防治等方面你认为做出了哪些努力？

钱易：做了很多年人大代表，最让我高兴的是，我们推动了清洁生产促进法立法，它从生产源头上限制了污染。中国是第一个立法的，欧美国家也在做但没有立法，当然现在执法的情况不是很理想，还要再努力。

在一次全国人代会上，我提出要禁止修建高尔夫球场，因为它占地面积大，需要大量水来浇灌，而且施肥、打农药等容易造成面源污染，而享受它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与大众利益无关。有官员就和我辩论，说修建高尔夫球场对招商引资有好处，带动经济发展也就能使百姓受益。不过，最终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停止新建高尔夫球场。

《21世纪》：人大环资委都推动了哪些有关水污染的议题？

钱易：我们修订了一次《水污染防治法》，把源头控制的理念加进去。

另外，十几年前人大环资委推动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也很重要，过程也比较曲折。所谓环境影响评价，就是说新建工程、发展规划、政策制定等都应该来评价对环境有什么影响。本来我们希望它能覆盖项目、工程、规划、政策等，但是制定法律过程很长，环资委起草后要送到国务院、人大法工委、人大法律委员会等去讨论，最后就有不同意见。

《21世纪》：有什么意见？

钱易：最大的意见就是政策制定时要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个意见是从国务院来的，它的意思就是不能让环境领导一切，国家的政策都要环境来评价，合适不合适？

到今天十八大报告其实反过来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就提到生态文明建设要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就意味着政策一定要符合生态文明。但那时候不行，有过争论。开始我们想要努力坚持，但后来坚持不下去，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大，后来我们就想做什么工作都要一步一步来，如果坚持可能整个环境影响评价法都通过不了，退一步这部法律就可以通过。所以后来政策制定要进行环境评价的内容没写进去，虽然有遗憾，但退一步保证了它的出台。

中国面临多年积累的复合环境问题

《21世纪》：你刚才也提到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而且随着近年水污染等环境事件频发，中国是过去三十年高速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爆发阶段？

钱易：我们过去走过很多弯路，过去总是从政治上看问题，在环境问题上中国曾有过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不可能产生这种问题。过去，我们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不注意环境，而且科技水平低，所以中国的污染更严重。发展速度慢的话，前面出现问题，想想办法就可以初步解决，后面新问题再出来再解决，我们是前面问题没解决后面问题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累积的复合的环境问题比较严重。

《21世纪》：现在城镇化是一个热门话题，如果照现在的发展模式，水处理、排水等问题不解决，未来城镇化会怎样？

钱易：从环境的角度，城镇化首先要保证饮用水的安全，如果水环境污染了，水处理设施不够，城镇居民的喝水就出现问题。还有雨水收集和排水的问题，这种基础设施不具备就会造成问题。当然还有像现在的雾霾天气需要解决，空气问题和水问题不一样，水问题要从源头和末端处理，但是空气污染末端很难治理，二者都要从源头处理。所以，要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关注，这次雾霾大家都关注中央也关注，坏事就可能变成好事。如果抓一抓各个工业的源头，解决就会快一点。

《21世纪》：水污染防治方面，水利部、环保部、国土部等形成“九龙治水”的格局，将来水污染防治的体制应该怎么改？

钱易：这次机构改革，很多部门会有调整，但观念改革很重要。老水利部长钱正英曾经讲，现在水危机有三个问题：水太多(洪水)、水太少(干净水)、水太脏，其中“水太脏”最严重。她给水利部提出水量管理和水质管理并行，因为过去水利部就是只管水量；另外还要将供水管理与需水管理结合，原来水利部只管供水，现在还要管需水，管节约用水。本来水利部和环保部、住建部等部门有矛盾，在部门机构改革之外，还需要人们观念的改革，将矛盾关系化为合作关系，这样水利部既不会反对住建部搞饮用水安全保障，也不会反对环保部控制水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