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开放移民政策

　　中国进入老龄化国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与此有关的其他事实也值得中国重视：第一，中国是在经济未发达时遭遇的老龄化，“未富”而“先老”。第二，中国应对老龄化的观念与思想都未形成共识，问题研究、政策准备、资源准备都严重不足。第三，中国的人口政策与移民政策极为陈旧，需要改革。在我们看来，中国亟需从战略高度来调整移民政策，为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提前做好准备。

　　中国的老龄化已经扑面而来

　　中国的老龄化已经扑面而来！根据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高于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官方统计显示，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占总人口比例达13.7%。以此来看，中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未来中国面临的老龄化压力令人心惊。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老年人口将增加4300多万，达到2.21亿。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何瑞安认为，中国的老龄化是一个规模大且发展迅速的过程，比其他国家都要更快。法国老年人口比例从7%翻倍到14%经历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而中国只需要27年。到2050年，中国将有3.32亿老年人，届时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是老年人。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构成已经不是标准的金字塔了，而是变成纺缍形，从20岁到50多数的人口占比最大，这已经是一个“成熟型”的人口年龄结构，而不再是劳动力人口充足的“年轻型”人口状态。还需要5-10年，中国的人口构成将向“倒金字塔”的结构发展，巨大的老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将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来源和风险所在。

　　面对老龄化扑面而来，中国需要在与人口及相关政策上进行调整，改革计划生育政策变得刻不容缓。安邦的智库学者多次强调，从中国的老龄化趋势、人口年龄构成、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中国的城镇化趋势等多种因素来看，中国迫切需要改革计划生育政策，适度放松计划生育。但遗憾的是，中国政府目前对此问题考虑严重不足，计划生育部门对此更是坚决反对。2013年1月14日，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侠表示，“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人民日报》也援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的观点称，中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并不是稳定的，除了个别一些非常发达的大城市外，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肯定会大幅度反弹。因此，要想稳定住低生育水平，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在安邦的智库学者看来，如果上述观点代表了中国官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正式表态，仍然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那将是令人失望的，而且这一政策方向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今后将为这种不理智、不科学、缺乏前瞻性的政策固执付出巨大的代价。

　　根据安邦研究团队的观察，中国对迎接老龄化的准备严重不足，除了众所周知的社保基金缺口以及“未富先老”问题之外，中国在有关老龄化的公共政策制订、制度研究与制度安排、保险制度、资源准备、机构设置、社会动员、评价体系、政府管理体系等多个方面，都几乎毫无准备。这方面我们与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极大。

　　要指出的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从本国的人口生产出发来考虑问题，它是一个长期政策，解决的也是长期战略问题，因为人口从出生到完成教育再进入社会，至少需要20多年。但中国的老龄化不等人，因此中国还必须有其他的政策来解决眼前已经很急迫的问题。

　　人口红利消失将削弱中国发展的长期动力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在消失，也就是说，过去中国所拥有的人口红利时代，我们在劳动力方面的巨大优势，将会一去不复返。事实上，目前在中国，我们到处能看到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各种问题。

　　最明显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开始不足，无法支持中国过去在制造业（尤其是大规模的出口加工业）的劳动力需求。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

　　据人民网（603000）的报道，在重庆开县的典型打工村团凤村，共有898户3086人。在媒体对团凤村随机采访的72人中，就有19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最小的50岁，最大的已65岁。19人中只有一人，单位曾给其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7月后每月可领700多元的养老金，其余18人选择了新农保缴费标准中的最低档100元/年，每月只能领取养老金80元，只能依靠子女赡养。

　　外出打工对于团凤村的农民极为重要。59岁的农民谢国万，他的积蓄“一半是近几年存下来的”。近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攀升，2012年已高达90%。如果停止打工，他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无法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1。农民工的老龄化不是个别现象。据开县公安局2013年1月17日的数据，团凤村共有898户，3086人。而团凤村最新的统计显示：18-35岁的有724人，35-60岁的有1157人；在劳动年龄内的人群中，35-59岁是绝对主力，超过了60%。

　　自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已连续3年发布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2011年），其中一项数据引人注目：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已由2009年的4.2%，飙升到了2011年的14.3%，暴涨了近3倍。与此同时，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全国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者占农民工总人数的比重，分别仅为17.8%、19.7%、10.4%和28.0%（按全国农民工总数2.5亿人计算）。问题很明显，农民工的保障问题缺失很多，提升的空间很大。

　　劳动力缺失在老龄化所需的服务行业也表现非常明显。在有着近14亿人口的中国，现在普遍存在家政服务人员难请的问题。一是难找人，二是工资高，三是家政服务人员跳槽率高。这种现象并不只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二、三、四线城市同样如此。中国家政服务的工资持续地水涨船高，不仅反映了中国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还意味着当老龄化时代正在来临的时候，中国人力成本高涨将成为一个缓解老龄化压力的巨大障碍。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和老龄化的来临，中国在家政服务、老龄看护等产业上，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农民工的老龄化和家政服务人员的缺失，虽然只是中国就业人口中比较基础的两个领域，但它在中国有着很广泛的代表性，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中国不管如何产业升级，有几点是很难改变的：一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差别只是“世界工厂”的级别不同。而且中国必须主动追求“世界工厂”的升级，否则会面临来自东南亚、南美洲、非洲的竞争。二是中国的老龄化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口进入服务业。三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是近乎刚性的趋势，这将使得中国的制造成本和服务成本都不断提升。

　　上述趋势，对中国在未来解决劳动力人口的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中国再不做调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的中国，将在劳动力资源问题上面临挑战，这将削弱中国未来发展的长期动力。

　　许多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上比较开放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除了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之外，还应该考虑调整移民政策。这应该成为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和劳动力问题的战略考虑。

　　实际上，在全球发达国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在移民政策上都比较开放，这些国家在战略上都比较明确，吸引移民是在全世界吸引人才、引进劳动力资源的重要策略。在移民问题上，美国是个典范。

　　美国历史上就是个移民国家，移民对于美国的发展极为重要。2000年至2005年间，共有约800万合法及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是美国历史上移民进入人数最多的五年。美国相当大一部分的博士生都是移民；1995年至2005年初创的技术公司中，四分之一的联合创始人为移民。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曾采访摩托罗拉移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桑杰·贾，询问该公司所在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出乎意料的是，贾并没有抱怨政府的官僚作风、来自中国的削价竞争或是银行贷款的短缺，他认为美国目前的移民政策正起到“妨碍作用”，现在摩托罗拉在美国很难招到有技能的员工，因为美国开始拒绝向拥有他所需要技能的非美国人发放签证。

　　美国人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近年越来越尖锐，一些激进的反移民团体开始大力倡导收紧移民政策，认为移民正在窃取美国人的就业岗位，加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但这种看法遭到了广泛的抨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批评美国“破败的移民制度”，呼吁向企业家和聪慧的留学生发放签证，“当初若不是向移民敞开大门，我们根本不会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如果不继续这样做，我们的超级大国地位将无法长期维持。”经济学家伊恩·戈尔丁预期，“由于未来50年世界人口将保持稳定，全球劳动力短缺将引发对移民的激烈争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连任之后，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要强化美国的移民政策。

　　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移民政策并非特例。在传统的欧洲国家，在移民问题上也比较开放。在英国，据官方数据，上世纪90年代，每年来英的移民数量为5万人，现在每年来英的移民总数则为20万人3。英国的保守党人士曾表示，该党当政后有意把每年来英的移民数量控制在4万名以下，这将仅为目前每年来英移民数量的五分之一，意味着保守党政府将会削减80%的每年来英移民数量。虽然这种争论存在，但英国对外来移民仍是十分开放的。

　　在德国，尽管反对外来移民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德国依然保持了宽松的移民政策。据报道，为了吸引外来人才，解决国内专业人员匮乏的问题，德国在2012年夏天推出了“蓝卡”制度。德国内政部今年2月宣布，在引进这项化繁为简的移民政策的头半年，就发放了超过4000张蓝卡，而这些外国高校毕业生主要来自印度、中国、俄罗斯和美国。这项新政策规定，欧盟以外国家的高校毕业生只要在德国找到一份年薪最低约为4.6万欧元的工作合同，就可以获得“蓝卡”在德国工作。而之前规定的年收入最低下限是6.6万欧元。持有蓝卡者在持续被雇三年之后，可以自动拿到永久居留权。同时，蓝卡的持有者也可以享受更好的社会福利，比如，持有人伴侣能够有六个月合法居留期，在此期间，伴侣也可以在欧盟境内自由择业。德国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Hans-PeterFriedrich）表示，超过4000张的蓝卡发放量标志着成功，“通过这个举措，德国可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人才，并且可以借此缓解人才短缺问题。”

中国应该考虑调整移民政策

　　不论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都应该从战略上考虑调整移民政策，中国应该为更加开放的、较大规模的移民引进，提前做好政策准备。

　　首先，中国陈旧的国籍法应该修改，可以考虑允许双重国籍。

　　中国现行的国籍法是1980年9月10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公布施行的。在该法颁布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面临的情况已与过去有很大不同，相关内容需要修改和调整。在我们看来，最大的调整应该是承认双重国籍。根据中国国籍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不仅如此，在实际执行中，外国人获得中国国籍的难度极大。可以认为，中国在国籍管理上的封闭，与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完全不相称。从现实来看，这种规定并不利于中国吸引人才和资本。比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产生了“回流”的念头。但在“海归”后，在很多衣食住行等实际问题上，都面临着“外国人”身份的尴尬和不便。如果“海归”手中持有的是国外护照，在中国长期居住都成问题，更谈不上安心养老。有鉴于此，有人开始考虑退休后放弃外国国籍，重新加入中国籍，但发现要申请中国的“绿卡”以及国籍，标准之高，条件之严，基本只有那些对中国做出特殊贡献的外国人才够格申请。对大多数普通“海归”来说，重返中国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所有这些与入籍有关的问题，归根到底都在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葛剑雄教授曾表示，中国该承认双重国籍。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入了外国籍的高级人才，很难吸引他们回来。尽管我们有一些特殊政策，如安家费、解决子女教育等等，但没有国民待遇，还是十分不方便。大量的人是想保留外国籍。不承认双重国籍对国家是不利的。有些人才吸引不到，或吸引的成本很高。他们为什么舍不得放弃那边的国籍？因为对搞科技的来说，美国有些尖端实验室是不会收非美国籍的人的。钱学森是入了美国籍，并且进入了军队，才进入美国的核心，否则不会有机会研究导弹。现在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承认双重国籍，大部分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国现在如果还固守50年前的观念，这是很愚蠢的。

　　在现实中，一部分中国人也在以灰色方式保留了双重国籍。如今，有不少选择投资移民的富豪，正隐藏着这样一个“秘密”——他们或许仍同时保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两个国家或以上的国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表示，“保留中国国籍是有必要的，这对我们在国内做企业也有很大帮助，明摆着拥有他国国籍也需要承受过多不必要的舆论压力。”对于双国籍的操作，其实方法很简单，拿到护照后，每次从香港出境加拿大就用加国护照，经香港回国时则出示中国护照，要避免被怀疑和发现。据了解，保有双重国籍的现象一般在美加移民者中较多，特别是加拿大。而很多投资移民是中国最有资本和竞争力的一群人，这些人往往需要便利的身份条件来处理国内的企业事务，失去中国的护照，便意味着失去中国这个经济热土上的不少投资机会。

　　在我们看来，中国有必要为吸引人才而修改国籍法。面向“十二五”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目标，中国亟需大量高素质的人才。人才一是本国培养，二是吸引国外人才（包括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不过，目前中国的国籍法对于吸引境外人才还有障碍。从中国未来发展的需要来看，中国迫切需要确立从全球吸引人才的战略。美国就是先例，作为移民国家，美国从全世界获得的最大好处恐怕就是以高端移民为代表的人才输入。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需求，因此中国应该针对吸引全球人才而修改国籍法（如允许双重国籍），或者大幅放宽中国“绿卡”的获得门槛。也许有些部门会担心，修改国籍法会带来很多麻烦。但在我们看来，这是从户口管理的老观点在看问题，从未来中国对人才的需求来看，修改国籍法对中国是利大于弊！中国是一个大国，现在应该有足够的气度和自信去接受双重国籍。

　　其次，中国应该开放引进外来移民。

　　正如前面的分析，不管是从吸引人才和劳动力，还是为了应对老龄化大潮，中国都应该在移民问题上对外开放，考虑引进外国移民。在我们看来，移民是老龄化国家解决人口问题的必选办法。

　　比如在新加坡，目前共有530万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0%，是亚洲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为了应对人口老化，生育率下降等问题，新加坡政府不久前发表了《人口白皮书》，提出每年引入2.5万名移民，并每年签发3万个永久居留权，期望新加坡人口会由目前的530万到2030年增至690万，较目前人口增约30%。虽然新加坡政府的这一计划在国内引发了反对，但新加坡政府引进移民的策略是坚定的。中国意识到，新加坡作为富裕的城邦经济体，在老龄化时也难逃引进移民的政策，中国就更应该为此提前布局了。

　　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外来移民问题已经出现了。如在珠三角地区，来自东南亚及非洲相对落后国家的境外黑工已经出现。中国的政府管理部门将包括黑工在内的非法居留现象称为“三非”，并且加以打击。据了解，除越南黑工外，也有不少非法入境者来自东南亚的缅甸，南亚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还有非洲等国。入境广东的越南黑工，部分是通过合法渠道从各口岸进入中国，待签证到期了，还依然留在中国。也有相当多的越南工人，则是直接偷渡进入中国，进入路途较远的广东甚至更远的内地，都已经有专门的人提供帮助，形成了物色人选、帮助入境、联系工厂和接送带路等环节的“一条龙服务”。珠海市公安局一位警官表示，有关部门对境外黑工等“三非”现象，基本的处理办法就是--“发现一个、查处一个、遣送一个”，对私自雇用外国人的单位和个人，在终止其雇用行为的同时，可以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其承担遣送私自雇用的外国人的全部费用。

　　但是，这种基于户口管理和非法人口管理的做法和思路，并不能有效解决外籍劳工非法进入我国务工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思路和做法完全没有考虑黑工现象的合理性-----这是外来劳工在以地下的方式，自发帮助中国解决低端劳动力的缺口问题。在我们看来，在民工荒越演越烈的情况下，目前中国应该鼓励移民务工，而非动辄遣返外来劳工。随着全球老龄化社会的逐步临近，若干年后全球各国都会开展争夺青壮劳动力的大战，而现在中国政府和社会宽容移民，有助于未来在劳动力争夺战中占据上风。

　　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是中国开放移民的坚定支持者，他曾经指出，人口的全球流动已经不可避免，中国要适应这种趋势。世界人口虽然不断增加，但从人口结构的变化，增量部分主要是在贫穷和落后的非洲。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增幅相对就小，而老龄化的可能性却大增。所以，为了让社会和经济得以持续，只能是扩大移民，允许非洲以至世界各国向发达地区移民。陈功认为，在移民问题上，今后世界各国比较和竞争的，就是文化融合，文化力的概念是早晚会得到承认的，因为这的确是一种力量。既然移民是大趋势，中国也要迎来移民时代，那么我们今后要解决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力的问题。

　　对于中国政府部门担心的人口管理问题，其实这不是大问题，在技术上可以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世界上很多移民国家也有好的经验可循。中国可以申明对外来劳工来去自由，但给工作，给收入，只要他们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当然，对外开放移民涉及很多法律修改和建设完善的过程，但在策略上，中国应该未雨绸缪，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要为今后的劳动力引进做好准备。中国的老龄化已经扑面而来，趋势不可阻挡。中国必须早做调整，不能象日本在移民问题上那样封闭。中国如果不大规模开放移民的话，必将失去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不能重蹈日本的老路，我们也没有那个资本和条件去搞暮气沉沉的那一套。失去青春活力的中国，只有日益衰落这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