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举债推进城镇化有很大风险

　　当前中国正在大规模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基本特征：很多地方出现了大规模举债加速推进城镇化，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逼农民上楼的案例，圈地、拆迁、大搞基础建设，成为当前城镇化渐入高潮的活生生样板。根据东北证券（000686）的研究，城镇化支撑城投债的发展，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地方政府借助于地方投融资平台弥补资金缺口，城投债就是一个选择，估计2013年城投债净发行规模可能在8000亿以上。从存量城投债余额来看，江苏、北京、浙江、上海位居前四甲，前四位集中度为36.41%，城投债发行与地区经济发展正相关。

　　依靠大规模借债推进城镇化策略，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真的会借债越多，发展越好吗？这是有争议的。

　　推进城镇化无非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凭借“资本/市场”的力量进行，第二种模式依靠“权力/政治”的力量推进，第三种模式是前两种模式的混合产物，只不过主导力量有所差异而已。严格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国家城市化过程都没有纯粹依靠资本或者依靠权力模式，因为在从乡村到城市、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型过程中，基本上是混合力量在起支配作用。

　　虽然如此，很多国家城市化过程主要是依靠资本逻辑推进的，这也是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主导模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推进城市化的主导力量是靠行政命令，随着改革开放历史大转型时代的到来，权力规划和市场主导的模式逐渐成为中国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主导模式。

　　各级政府通过规划克服了市场主导力量的盲目性和摊大饼式发展的弊端，同时，各级政府也逐渐深入介入到土地市场，而开发商逐渐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市场性力量。

　　房地产市场改革之后，地方政府逐渐通过土地资源采取经营城市的战略，而如果要经营城市就需要预投资金，这些资金往往是通过土地抵押获得的信贷，在进行招拍挂之后，获得了巨大的价差。这种依赖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的模式，存在着极大隐患，特别是在市场波动之后，往往会导致抵押品价值贬值，从而催生地方债务危机。

　　通过借债发展方式在初期看来对于很多利益相关方都有好处，但是，一旦投资效应消失或者受到外部偶发性事件的冲击，就可能爆发金融危机从而导致政府性债务危机。回顾历史，19世纪的奥斯曼改造巴黎，使之成为一个现代性大都市，就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案例。奥斯曼首先提出了城市空间一致性的概念，在其管辖范围内遍布市政管网和设施，尤其是给排水，他率先在工程中运用投入产出理论，并设计出易于获得金融资助的复杂借贷体系。但是，巴黎改造时的负债问题却是质疑的焦点，工程开支以建设性消费理论为基础，根据现状财富水平预测未来的支出。这只有在取得银行贷款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并且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土地开发体系。在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用传统的眼光很难理解适度借贷的可行性，因此会出现对奥斯曼金融政策的全面反对意见。巴黎改造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拆迁和租金上涨导致工人被迫迁徙，随着第三帝国瓦解，巴黎就爆发世界著名的巴黎公社运动。现在人们转而肯定了奥斯曼改造巴黎的活动，改造城市面貌当然是好事，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负债问题通常也是致命的。

　　巴黎大改造可以说是一个政府规划与资本逻辑主导下成功的典范，从后世角度来说，这次大改造给世界留下了一个时尚巴黎，但是，从当时的角度考量，过度举债导致了经济问题，还导致了社会大动荡。

　　事实上，举债发展城市化的风险，还从另外一个层面显现出来，即通过土地投机形式驱动农民市民化，这里也存在着巨大风险。美国在上个世纪初的西部城市化进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的土地投机集团通过土地的投机和炒作，促使土地的价值和价格急剧上扬，导致移居西部的普通民众无力购买高价土地，被迫放弃小农梦想，流向西部城镇，加入西部城市化的大军。从事后来看，这促进了美国城市化进程，阻止美国向农业社会倒退，但是，这个过程对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是一场梦魇。

　　就中国而言，举债推进城镇化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随着这种模式运行日久，其边际效应逐渐递减，同时，其蕴含的债务风险和社会风险也在递增，这些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