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能缩小贫富差距吗

　　经济发展到底会缩小贫富差距还是扩大贫富差距？是否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避免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现象？贫富差距究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阵痛，还是人类社会难以消除的顽疾？

　　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贫富差距都是一个热门话题。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两个焦点话题就是：日趋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是否应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这一问题。

　　以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代表的美国左翼认为，应增加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来遏制贫富分化；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则认为，应通过减少税收和缩小政府规模来促进经济活力。

　　左右两边互不妥协，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右翼秉持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因为这种差距会激励贫困者更加发奋工作。因此，右翼反对政府介入干预。代表人物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Lucas，他在2003年写道：“在威胁健康经济的所有不良趋势中，最具诱惑力也最有害的，就是对分配问题的关注。”

　　欧债危机宣告了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更让不少人相信，过于追求平等的社会可能丧失经济活力。因此，在经济活力和不平等的天平上，右翼明显倾向于前者，将不平等视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必要的恶”了。

　　而左翼认为，贫富分化是美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如果任由贫富分化发展下去，将导致社会动荡，最终阻碍经济发展。

　　一些左翼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更从理论角度论证贫富分化有碍经济增长的机理。在2012年出版的《不平等的代价》中，他警告说，收入不平等将导致机会不平等，穷人无法发展其潜能，进而降低经济竞争和活力，并可能导致裙带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此外，不平等还将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激发民粹主义思潮，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美国不平等现象的一个警告。

　　要判断哪边说得有道理，首先需要搞清楚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关系。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imon Kuznets在1955年提出了著名的Kuznets曲线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收入差距会呈现倒U型走势，即在工业化初期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而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

　　这一理论的确反映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真实情况，但此后Kuznets曲线失灵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贫富差距重新开始扩大，其轨迹已经从一个倒U变为N。

　　在美国，从1980年至今的三十多年来，最富有的1%人的收入（含资本收益）占美国居民总收入的比例从10%翻了一番至20%，恢复到了一百年前水平。更离谱的是，最富有的0.01%的人——全美大约1．6万户家庭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翻了五番，从1%增加到5%。

　　不只是美国，从1980年至今，全球大多数国家，无论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都呈上升趋势。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导致Kuznets曲线失灵的许多新因素已经出现。其中最为突出的几点是全球化、金融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全球化令低端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恶化了发达国家中低收入阶层的处境。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更是催生了以前难以想象的超级富豪，美国前25名对冲基金经理挣的钱比标普500成分股企业全部CEO加起来的还多。而科技创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受害的仍是穷人。

　　此外，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Jerry Z. Muller在2013年第二期《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男性和女性越来越平等，导致优秀的女性夺走了越来越多能力较差男性的工作，同时优秀女性往往倾向于嫁给更优秀的男性，导致在家庭收入方面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家庭的代际影响也比以往更加明显。如今，美国名牌大学里只有8%的学生是来自收入低于中位数水平的家庭。Muller认为，教育上的机会平等可能意味着结果不平等，因为如果按照同样的遴选标准，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往往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有优势。

　　可见，当今的贫富分化问题，很难归咎于某些不合理的经济政策，相反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归根结底，不平等源于人天然禀赋和家庭出身的差异，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科技进步放大而非缩小了这一差异。

　　政府在处理不平等问题时，必然遭遇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的冲突。机会平等往往令结果更不平等，而采取平权措施来追求结果平等，无疑将损害经济效率。

　　因此，关于美国贫富分化的左右之争难以有一个定论。对右翼来说，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说明，不管其是否乐意，贫富分化问题都已经在政治议事日程表上占据了靠前位置。而对左翼来说，指望通过政府干预来阻止贫富分化，或许难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