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返贫”反思贫困县考评的异化

　　16年前，在以小康为政绩的年代，山西大同县申请到“小康县”称号。但在此后的十多年中，与其他县比，大同县发现，戴着不同的帽子，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一顶贫困县的帽子，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项目，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县看着“邻居”藏富，自己也开始了“逐贫”，并终于成功入列，开始享受贫困县待遇，获此称号后该县已获得千万元的资金扶助。（2月25日《新京报》）

　　“脱贫致富”，是地方发展的常见口号，也是向上的发展姿态；可大同县却背道而驰，在挂了16年的“小康县”头衔后，主动“返贫”。这般做法，耐人寻味。在“发展是硬道理”的逻辑下，弃富逐贫，显然有违常理。而大同县追逐“贫困县”名号，无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究其真实意图，当然不是追求贫困处境，而是觊觎扶贫政策，找寻发展机遇。对当地来说，在发展焦渴的情境下，附在“贫困县”名号上的政策扶持，何尝不是难得的契机？

　　主动“返贫”，或许不乏苦衷。据了解，大同县原本就发展滞后，但在“以小康为政绩”的年代，为了虚荣，申请“小康县”称号。“穷人戴上地主的帽子”，致使当地错失了政策扶持，正如当地扶贫办主任说的，申请项目、资金处处碰壁。因此，“返贫归真”之举，也是迟来的弥补与纠偏。看起来，从“小康县”到“贫困县”的转身，并不华丽。但某种程度上，它却是“以退为进”的策略：戴上“贫困县”的帽子，尽管不那么体面，可却是政策倾斜、项目扶持的“敲门砖”。尤其是“定点扶贫”力度加强的当下，“贫困县”名号，更是意味着被扶贫善政眷顾的种种机会。所以，在名利权衡下，当地摒弃虚名戴“穷”帽，也是“弃芝麻保西瓜”的务实选择。

　　事实上，在时下，“贫困县”名号早已成香饽饽。如果说，大同县享受“贫困”待遇，还是名副其实；那么有些藏富炫“贫”的地方，也投身“贫困县”帽子的角逐，未免有些投机，带些滥竽充数的意味。在失序的遴选机制下，角逐“贫困县”，也就成了需“技术含量”的活儿。网上曾流传着一个段子：“甲县和乙县争取贫困县名额，最后甲县失败了，记者采访问其原因，甲县县长含泪回答：因为我们县实在太穷了！”讽刺味儿不言而喻。

　　在此语境中，“贫困县”名号与发展水平的不协调，也就是常见景象。其后果不难想见：资源错置，政策扶持难实现“雪中送炭”；而不少真正贫困县，也处在被遗忘的角落。在得“贫困”多助的制度环境里，扶贫异化为错位激励，这既要归咎于某些地方的功利倾向，更当反思贫困县考评的疏漏粗糙。说到底，小康抑或贫困，不是妆点粉饰，而应依据“地情”，客观评估。若“贫困县”评估裁量缺乏公允，那扶贫的“救济功用”也会被架空。大同县的“变脸”，见证了短视式发展，也印证了“贫困县”遴选的不严谨性：起初当地能成“小康县”，是政绩虚荣作怪；后来“返贫”，又凸显了发展焦渴。而贯穿其中的，则是随意化的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