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体改委的历史评估

　　最近几年来，中国学界有关成立改革协调机构或恢复体改委的呼声一直不断，尤其在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后，这一呼声更强烈。而在主张成立国家改革委的学者中，又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参与过改革设计的经济学家为甚。

　　例如，在日前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吴敬琏、曹远征、张维迎等学者呼吁中央尽快建立改革研究班子，研究制定总体改革方案。

　　回顾以前的国家体改委可以发现，在其存续期间，它曾是中国政府组成部门中最位高权重之部门，当时与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并列，成为中国三大宏观管理部门，专司改革设计和协调，但其领导级别又高于后两者，体改委的主任除个别时期外，均由时任总理兼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部门，它又是一个标准的“清议机构”——有人把它比做中国古代的“枢密院”——没有政府部门常见的管理实权，因此，它才能吸引日后在中国如雷贯耳的一批名字加盟，包括上述呼吁恢复体改委的吴敬琏、张维迎等，也包括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一帮财经高官。

　　这一切，皆应因改革之需求，为改革而生。1978年底开启的中国改革，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刚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目标，也没有清晰思路，一切都有点盲人摸象一样，“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也就迫切需要一个高层机构来规划和协调改革全局。于是，体改委作为一个研究、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性专门机构出现，它被赋予了四项任务：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组织试点。这四项任务一环套一环，充分体现了其“清议”性质。

　　体改委存在的18年中，是中国改革大放异彩的时期，尤其是80年代早中期，可谓中国改革的黄金时期。学界一般认为，80年代的中国改革实现了三个飞跃：1978年底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商品货币作用；1984年到1987年十三大，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市场体系；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改革推向新的阶段。而体改委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体改委主导了多项至关重要的改革，如提出“商品经济”，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设计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投融资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流通体制、土地制度等改革方案。即使是在体改委降格为体改办的几年，也在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供销社体制改革、小城镇改革以及整顿药品市场流通秩序等方面，为国务院提供决策咨询参考。可以讲，没有国家体改委，中国改革可能会多走一些弯路。

　　回顾体改委这段历史，它在中国改革中之所以能发挥其他机构无法发挥的作用，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支持，邓小平就曾说，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的。其次，利益相对超脱，体改委始终是一个“清议机构”，体改委的这个特点，能让它较好地去处理改革中各个部门以及多方面的利益博弈，进行研究、协调、仲裁、推动。这是体改委能够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第三，与这一阶段的改革特征有关，八十年代的改革，总的特征是放权让利，大家都能受益，它属于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式改正，且因为改革进行不久，改革的既得利益刚刚生成，还不是很强大，因此，很多改革措施能比较顺利出台。第四，也与当时参与改革设计的领导和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还活跃于学界——具有理想主义情怀有关。90年代中期之前的体改委，集中了当时一大批精通理论、掌握操作经验、观念超前的优秀人才，各个部门的学者型官员先后集中到这里，他们是推动改革与协调各方，从而确保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力量。

　　后来体改委在国家机构改革中变成体改办，并最终被撤消，应该说，既有偶然因素——据说体改委的人都比较傲，不善跟领导打交道，但更多是一种必然性。有种说法是体改委的改革走得太快，栽在“产权”改革上。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体改委的被撤消，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虽然体改委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它在指导、协调、统筹其他改革时，势必会与其他部门发生矛盾。这样，时间一长，发生矛盾的部门越多，体改委难免“寡不敌众”，被其他部门制肘；况且，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时间越久，既得利益也日益生成并壮大，体改委的工作从而会更加难做。二是，整个社会包括高层对改革的判断此时发生了偏移，比如，认为经济改革到90年代末改得差不多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无须再改了，今后中国的任务是发展第一，改革第二，改革应该让位于发展，以发展来促改革。发改委的名称就多少反映出了这种判断上的变化。如果这样来认识改革，对体改委的作用自然会弱化，看不到其重要性。最后，需强调的是，上述原因并非孤立地起作用，而是相互强化。 （作者系《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