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轮改革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突破口

　　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行动框架应该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以“四大重点”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缩小收入差距改革

　　在全国城乡，应尽快出台酝酿多年的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第一，扶弱济贫，落实“提低、控高、扩中”，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最低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第二，明确逐年缩小城乡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第三，制定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的量化目标。

　　在农村，要想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重点是进一步依法改革征地制度，把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归还给农民。实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就是要求在农村经营性用地、宅基地“确权、登记、领证”的基础上，真正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早已确立的“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

　　要素价格改革

　　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形成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除了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不足和外部经济繁荣等因素外，融资成本低、环境资源成本低也是重要的供给因素。必须同时从供给方面加快改革。这要求有关部门在兼顾国家金融安全（相对的）和短期经济稳定的同时，尽快启动利率、汇率改革，加快水、电、气、油、矿产资源等要素资源价格的改革步伐。

　　制定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渐进改革规划。明确在今后几年内，基本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和体现外汇供给平衡要求的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后，银行存贷利差必然会缩小，导致竞争加剧。为预防银行出现破产而引起的社会不稳，存款保险制度有望加快出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可消除监管部门长期以来因怕出风险而采取的“保姆式”监管、限制民间资金入股金融机构的各种行政限制，鼓励发展民间中小金融机构。

　　制定水、电、气、油、矿产等资源要素全面市场化的改革规划。在今后若干年内，各类资源要素市场的改革，必然会使一部分国有企业亏损，从而倒逼企业改革，引入民间股份实施重组改造，减轻国家补贴与财政包袱；会倒逼政府行政部门削减各种行政审批权力，放宽管制，便于民间资金的投入；会抑制过去那种不计成本、浪费资金与资源、破坏生态文明、片面追求投资扩张的恶习；会进一步逼着企业与地方政府去寻找服务经济的发展机会，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和区域结构调整。

　　倒逼推动“四大重点”改革

　　只要是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缩小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这“两大核心”的改革，必然会强烈要求推动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这四项重点改革。

　　土地征地制度改革。这是中国农村下一轮最主要、最艰难的一项改革，也是开拓中国未来巨大消费市场空间的一个历史机遇。这项改革的核心理念应是修改相关法规，平等保护物权，把本应归属农民的权益归还给农民。土地征地制度的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各级地方政府。因此，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关系上，必须有相应配套的财税改革。同时，伴随这项改革的推行，全国农民将新增千万亿元的收入。面对收入增加的农民及进城变成市民的农民工，政府有关部门应配合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财税改革，对其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制度安排与内容标准，提前予以研究，准备政策预案。

　　社会保障改革。这项改革既是解决国民后顾之忧、扩大国内消费、纠正国内经济结构扭曲的一项重大改革，又是追求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的一项巨大的历史工程。这项改革的重点在于：配合农村征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调整及人口增长趋势，在兼顾国家长短期财力的前提下，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提升全国城乡居民养老、医疗、教育等保障水平，并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与城乡“碎片化”的五套养老制度，建立多层次社保体系，确立养老资金长期安全有效运用制度。

　　财税体制改革。政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配合当前收入分配改革和为稳定经济发展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之时，尽早组织力量，认真研究1994年“分税制”以来的经验与教训，结合上述各项重大改革和尚未“修成正果”的房地产调控制度改革，认认真真地去重新思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测算中长期国家财政的收支缺口及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国中长期财税体制渐进改革方案，并在上述各项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及时修正方案。

　　“国退民进”改革。在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历史时期，寻找国企改革方向的重点，从微观层面说，应放在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上。从宏观层面说，应配合国家急迫的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社会保障和财税体制改革，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提出绝对和相对控股的最低比例要求。对超过最低比例要求的股权，坚决地、尽快地实施有计划的、逐步地退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