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改革方法论 找准改革切入点
十八大后的中国,必须以获取改革红利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科学总结中国32年改革的成功经验,是我们推进改革和找准改革切入点的前提。
一、中国改革成功在哪儿?
改革开放使中国从197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4000多亿人民币的贫穷落后国家,发展为GDP总量达52万亿人民币,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连续30多年近10%的GDP增速,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奇迹。相比东欧、西亚、北非等国经济衰退和动乱,中国渐变、稳定的改革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但中国改革究竟成功在哪?却鲜有人总结。以致很多成功之处被人遗忘,甚至被后人当做不规范来批判。显然,总结32年改革成功之要诀,发扬光大,迫在眉睫。
一个国家改革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目标的确立,二是改革路径的选择,二者缺一不可。以30多年中国改革之经验教训看,中国改革的成功绝不仅在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确立。如果仅从确立市场化改革目标看,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其他东欧国家,其市场化改革目标比中国更彻底,但为何他们的改革没有中国成功?关键在于改革的方法论上不同。然而这一点能否被普遍接受,它能否继续指导中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改革与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对中国改革成功方法论的内涵做出及时准确的总结。
二、中国改革方法论的内涵
笔者认为,中国改革方法论的内涵有以下四点:
(一)稳定基础上渐变,“摸着石头过河”
在保持稳定基础上推进改革是中国改革成功方法论的核心。改革应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由浅入深、稳步推进,充分考量改革成本支出和社会承受力,以量变自然带动质变,最终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改革成果,力争每前行一步既不影响我们已经获取的成果,又不为今后的改革设置障碍,逐步向目标模式逼近。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渐变、稳定改革的理论基础和表现形式,几乎渗透在中国体制改革的每一个细节和环节之中。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难度大、阻力大、震动大,不宜上来就搞“普世价值”的系统规划,那样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导致改革成本和风险过大。同时,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普世价值”是否就是市场经济背景下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最佳模式也仍在探索之中,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坚持在稳定基础上渐变、“摸着石头过河”不仅在过去而且仍将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方法论,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
(二)尊重国情,批判借鉴国际经验和规范
中国探索体制改革有两大前提:一是在经济上探索新型公有制形态与市场相结合;二是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稳步推进政治体制变革。正因如此,我们没有像前苏联、东欧国家那样,一开始就请美欧专家制定“休克疗法”类的系统改革方案,复制美欧等国的市场化、私有化模式。以实践标准衡量,中国改革是成功的;但如果按美欧国家价值衡量,又是不规范的,出现了 “成功等于不规范”的悖论。
对此,必须明确,如果不合西方标准就是不规范和违背“普世价值”的话,那么中国改革的成功恰恰就在于没有盲目遵守西方的规范和“普世价值”。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避免误入按照“西方尺子”来量“中国布”的歧途。 (三)正确的改革顺序
正确的改革顺序也是改革成功因素之一,中俄两国改革的不同顺序恰可说明这一问题:
中国改革是从经济体制入手,经济体制又从价格入手;当市场运行环境建立后,再着手推进市场运行载体即企业的改革。先是通过承包和租赁方式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再通过股份制进行企业所有权变革;企业产权变革上采用“存量不变,增量募集”的模式。待时机成熟,即中央财权和地方财权基本划清、 “股份制就是私有制”的理论环境消失,再实现股份的全流通。
反观俄罗斯,其改革方式和顺序与中国完全不同:方式上采用“休克疗法”,顺序上则是先从政治体制入手,改国家体制国家解体,改政党体制共产党下台。经济改革也从企业所有制入手,按一人一万卢布分存量财产推行全面私有化,进而演变成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导致国家、社会、政党、企业均出现严重失控的局面,使一个资源禀赋、经济基础、人口素质较好的大国却深陷前十年危机、后十年持续低迷的现状。至今,俄罗斯1.9万亿美金的GDP总量只及中国的1/4左右。
(四)内部主体主导改革
在改革的推进主体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外部主体主导改革,一种是内部主体主导改革。
主张外部主体主导改革者主观认为,由于改革者革别人的命积极、革自己的命消极,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必须借助外力,通过推翻现有的体制才能成功。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下,内部主体主动的改革将变成外部主体推动的“革命”,进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而中国改革是在改革者内部主体主导的基础上,按照“老树发新枝”的思路不断推进。以股份制改革为例: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建立在“存量不变,增量募集”基础上,用“老树”的营养滋润“新枝”,再逐渐扩大“新枝”比例,整个改革在“老树”主导下完成,平稳有效。最终“老树”退出历史舞台。
内部主体主导改革是目前中国改革阶段性成功的特征之一;坚持改革由内部主体主导,在稳定中实现渐变改革和转型,将是指导未来中国改革成功的最优选择。当然,这同时要求改革者一定要有自我革命的献身精神和使命感,在旧体制退出的过程中实现凤凰涅槃。
三、从改革方法论看十八大后我国改革的切入点
党的十八大后,下一步改革从哪儿入手,以什么方式入手至关重要。从目前各界提出的改革思路看,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从政治体制入手,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第二,从经济体制入手,对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进行快速全面的私有化;第三,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结合部——政府体制入手,削弱发改委,实现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变。对比这三种思路,笔者主张把第三种改革思路作为切入点。
从经济体制改革看,中国改革还要闯“三关”,即产权关、政府职能转变关、破除金融垄断关。这三者的结合部正是构造“市场经济裁判员”与“新型公有制教练员”各司其职的政府组织管理体制。
改革政府组织架构,实现职能转变已经触及改革者自身利益,需要改革者进行自我革命。然而,以发改委为代表的行政审批部门迟迟不能转变职能,使改革放缓甚至出现倒退。
我们的政府部门应该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完成这一改革过程的飞跃。建立新体制必须消除旧体制,这既是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的需要,也是消除审批腐败的必然选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揭幕。抓住这个“牛鼻子”,实现十八大后改革的良好开局,至关重要。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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