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闻面对灰霾到了放开气候衍生品的时候了
王闻
2013年第一个月的中下旬，中国大部分地区遇到了极端恶劣的灰霾天气。根据新闻媒体报道，在1月30日这一天，灰霾达到了143万平方公里(近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同时影响达到8亿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六成)。一时之间，大家谈“霾”色变，特别是在首都北京，人们的心情和话题被PM2.5这个“舶来品”的指标所牵引，各路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纷纷上阵，讨论灰霾形成的原因和对策。
作为一名金融的研究者，我关注的是灰霾背后的气候风险。现在人们对这种风险已经有了切肤的认识，这里可以简单地罗列几条。首先根据医学分析，PM2.5数值的升高和呼吸道疾病以及肺癌等致命疾病有密切关系；其次在灰霾天气下，人们不得不大范围停止户外活动，从而严重影响餐饮业以及文体产业；第三灰霾导致排放大量粉尘的企业纷纷停工，从而对这些企业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当然灰霾的升高也会给某些产业带来好处，比如卖口罩的、卖空气净化器的。
在当今世界，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日益复杂，对大自然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反过来大自然施加给我们人类的影响也越来越剧烈，比如全球变暖、厄尔尼诺现象等。根据测算，目前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商业活动会直接受到气候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大自然带来的气候风险，就是我们不得不要面对的课题，由此气候衍生品(weatherderivatives)就呼之欲出了。
气候衍生品，虽然名为“衍生品”，但是从金融学的严格定义来说，它不是一种衍生证券(derivativesecurity)，而是一种和股票、债券一样的原生证券(primitivesecurity)，因此它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气候导向金融产品(weather-basedfinancialproduct)。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衍生证券的标的是可交易金融证券形成的价格，而如前所述，气候衍生品的标的并非是可交易证券形成的变量，因此在给气候衍生品定价上，就不能用标准的金融衍生品定价公式(比如Black-Scholes公式)去处理，而是需要另寻其他的方法。或者更正式地说，气候衍生品不能够用“套利”这种相对定价的方法，而只能采用绝对定价的方法。
其实人类社会应对气候风险自古有之。最早的金融衍生品是农产品期货，这种产品的出现就是农业生产为了应对播种期和收割期之间气候变化对产量的影响而应运而生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是气候衍生品的“前身”和“雏形”。在农产品比如小麦期货中，农民需要防范小麦价格下跌的风险，而以小麦为原料的面包师们则需要防范小麦价格上升的风险，这样有了小麦期货，小麦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就可以在农民和面包师之间合理分配，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另一方面，有了这些金融产品，社会中一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给希望进行套期保值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交易的机会，这也会给社会带来正面影响。当然历史上因为衍生品而导致的过度投机曾经反复出现，有些还给全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轻视金融工具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当然农产品期货中涉及到的是价格风险，而现代意义上的气候衍生品涉及的则是数量风险，因此其标的不同于传统的衍生品，不是某种价格变量，而是温度、湿度等这样的气候指标。按照维基百科的记录，第一笔气候衍生品的交易是1996年在Aquila能源和ConsolidatedEdison之间完成的，这两家公司之间达成了一笔双向商品对冲协议，其中内嵌了一个和气候有关的条款。1997年，气候衍生品开始在场外市场中缓慢地开展起来，到了1999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MercantileExchange/CME)开始了场内的气候期货和期权交易。当前CME已经开发了基于温度［包括暖天(heatingdegreedays/HDD)和冷天(coolingdegreedays/CDD)］、飓风、霜冻、降雪量和降雨量等5大类的气候衍生品，涵盖了25个美国城市、9个欧洲城市、6个加拿大城市以及2个日本城市。
当前全世界还没有基于空气污染指标的气候衍生品，中国作为全球空气污染严重的国家，着实有必要考虑去开发和设计与此相关的金融产品，为本国以及外国的居民和企业提供对冲风险和投机交易的机会。考虑到空气污染影响社会范围的广度，我们最好从标准化的场内交易做起，给更多的参与方提供交易机会。然后再考虑开放具有客制化特征的场外交易，给大型机构和交易商们提供批量交易的机会。就场内交易的产品而言，在城市选择上，第一批考虑的城市可以是北京、沈阳、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它们分别代表华北、东北、华东、华南、华中和西南地区，在合约标的PM2.5的数值上，可以考虑选择0、500和1000作为基准，而最小价格波动可以是1个PM2.5的点为10元。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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