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零容忍”

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反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强调，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显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腐败的“零容忍”，以及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坚定决心。

由于中国国内的金融投资手段确实有限，各种“灰色”和“黑色”收入不可避免地流入了房地产市场。而随着中央政府对腐败行为打击力度的不断升级和网络反腐的持续推进，与“楼事”有关的一系列腐败事件在大众传播和政府查处的推进中不断发酵和深化。以郑州的90后“房妹”为序幕，山西神木县龚性“房姐”，运城的“房媳”，以及广东的“房叔”纷纷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这些被曝光出来的案件，尽管涉及案情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性，那就是案中涉案人员无不拥有多个户口，且每个户口名下均有多处房产。

为了抑制不断上涨的房价，避免形成大量资产泡沫后给国民经济的运行带来灾难性后果，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下手，政府近两年来一直在努力“剥离”房地产的投资属性。一方面，运用与户口挂钩的“行政限购”来抑制需求；另一方面，则大力兴建保障房来增加供给。双管齐下，促使房地产价格“软着陆”。但据最近曝光的一系列跟“楼事”有关的丑闻，大家发现，原来这些看似逻辑清晰的调控措施，在某些特殊人群那里竟然形同虚设，反而成为这些所谓“局中人”为自己谋利的手段。比如郑州的“房妹”事件，原郑州二七区房管局局长翟振峰之子翟政宏，名下有14套房产，其中9套位于被曝光的经适房小区。加上房妹原有11套，翟家在这个经适房小区竟拥有20套房！

更有甚者，对于普通民众约束力最大的户籍制度，在上述群体面前居然也显得如同儿戏一般。郑州翟家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两个户口，山西神木的“房姐”更拥有四个户口，其中还包括国内最具含金量的北京户口。这种特殊人群的“易”与规则面前的“随心所欲”，与普通人为一“进京指标”耗尽父母积蓄，背负沉重房贷还月供的生活之“难”相对比，戏剧效果如此鲜明，真叫人情何以堪！

民众期待政府能给出具有公信力的解决方案和措施，相信政府房地产调控的有效性。经济学对于经济政策的效果分析很大一部分，正是基于政策制定者和政策试图影响群体之间的博弈行为。而政策的制定者的信誉，在这个博弈过程之中的作用尤其重要。房地产市场由于具备消费品以及投资品的双重性，本身受到市场预期的影响就更大。历时两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核心精神之一，就是扭转民众对于房地产市场作为投资品“只涨不跌”的一致性预期，进而破解“中国式的房地产困局”。然而前面所列之事件却给了民众强烈刺激：“规则面前，总有漏洞。”这些能越过规则，甚至利用规则牟利的特殊群体，也许在数目上不多，但足以动摇民众对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信心。政府本意是避免房地产价格的大起大落，希望动用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来遏制2008年之后涨得太快的房价的升势。但一再爆出“房叔”、“房妹”事件对于大众普遍政策预期的破坏，却会使政府的所有努力毁于一旦。特别是，与以往不同，可以说这一次的楼市调控已押上了政府的公信力，更是为中国经济平稳渡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一搏。因此，如果地产泡沫继续膨胀恶化，那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就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正因如此，中央政府才对上述暴露出的问题采用了零容忍的态度。不过，正如运动式的反腐无从解决根本原因一样，不涉及本质的手段也无从解决根本矛盾。尽快运用经济而非行政手段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既然决策者已意识到特殊利益群体的存在，在创建和谐社会，消除贫富差距的过程中，房地产已不能承载更多的投资属性，那么就该快刀斩乱麻，抓紧时间推出一系列经济财税手段，解决房地产的种种疑难杂症。当然，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仅靠一个部门，一种政策就能力挽狂澜的。不管是房产税还是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都不过是这个政策框架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系统有效的政策不仅在于制定，更在于执行。眼下，国人对新领导集体的工作作风和改革力度充满了期待，热切希望通过变革能带来更多改革红利。假如在曝光并处理过上述负面的“楼事”之后，我们能看到更多正面的“楼事”，那无疑会强有力地推动民众形成正面稳定的政策预期，那样的话，政策就会变得更为有效。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