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精准调控是必然

高连奎

二战之后，人类对经济的调控先后经历了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时期和泰勒的通胀目标制时期，目前这些理论都已失灵，如果不能创新出新的理论，那经济短期很难有起色。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强调，货币供给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变动的根本原因，因而主张货币发行增长率要保持不变的速度，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行事的货币政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联储基本上接受了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把确定货币供应量，也就是m2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货币的变动，主要是企业扩张的结果，因此货币学派在理论上就难以解释，实践上也不可行，美联储制定的货币增长目标因此没法控制。

货币当然必须稳定，但却不能固定，货币学派过度依赖货币，导致货币无法稳定，而要想让货币稳定，则势必要从主要依赖货币调节的宏观调控走向主要依赖建设项目调节的微观调控，前者调控的宏观经济，后者则是调控微观市场。

经济本身就是有周期，有波动的，所以将经济波动归结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无法自圆其说，如果经济本身波动，而货币固定不动，那岂不是整体经济的波动更大？固定货币就像连环战船一样麻烦重重。

弗里德曼规则失败后，美联储开始使用泰勒规则，这由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于1993年根据美国货币政策的实际经验，而确定的一种短期利率调整规则。泰勒主张保持实际短期利率稳定和中性政策立场，这样就从固定货币回到了相机决策。在这套规则下，格林斯潘在位18年，美国经济一直非常稳定。

但仅将CPI衡量的通胀目标作为美联储行为的依据，极大地忽略了金融资产市场对过多流动性的吸附，以及这种资产膨胀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更忽略了金融衍生市场对货币流动性的创造能量。比如，抵押贷款的多次证券化，无疑扩张了货币流动性的派生创造能力。这导致了美联储盯住的通胀率，倒是在既定目标范围内，但超级资产泡沫及其带起的经济过热如火如荼地升起，只是不在央行的视野内，因此非但没有采取任何抑制举措，反而在政策措施和信号上一再放纵，直到泡沫破灭并带来了比恶性通胀还要严重的经济衰退：“次贷危机”蔓延最终造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

当前的世界，为什么中央银行放了这么多水，商业银行手中大把大把的现金为什么不放贷？真正的制约在于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企业家对未来不看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借款，货币不可能真正刺激经济。可见现代经济之复杂远非宏观调控就能解决问题，而应更注重微观调控，特别是财政和金融监管政策的运用，在经济低迷时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信心，经济过热时用金融监管政策消除经济泡沫。

由此而论，货币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将经济波动归结为货币政策是本末倒置，是倒果为因了。精准调控，其实就是对症下药，而不是盲目用药，比如资本市场出了问题，那就直接治理资本市场，如果实体经济出了问题，那就直接治理实体经济，而不是不分问题的情况下盲目乱用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之所以问题多多，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的过度运用。

精准调控应该设立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上下限，使货币政策始终在一个比较温和的范围内浮动。中国自2012年以来，已吸取了以前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教训，在本轮保增长的调控中仅仅使用了逆回购这样的温和手段，外加项目投资，而没有使用准备金、利率等货币政策猛药，这其实就是微观精准调控的表现。

人类总是在教训中吸取经验的，也是在变化中不断适应的环境的，经济调控从宏观向微观的转变说是人类发展必然，也是调控技术不断进步的体现。

人类生活在风险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会导致新的风险。经济之所以发生危机，肯定是结构出了问题，如果不从微观上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危机的根源不可能消除，其次，将经济危机归结为人为因素，特别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比如奥地利学派就是这样，这是典型的阴谋论。人类共同的问题不能由个人承担，制度缺陷造成的问题，也不能由个人承担。

人类虽然总是面临危机，但是每次面临的危机却有所不同，也就是人类虽然数次跌倒，但每一次却是因为不同的石头，而且是从没有见过的石头。这就是因为人类通过自己的智慧消除了产生危机的因素，但是人类不可能避免新的问题的产生。人类处理危机的能力是应该得到肯定的，政府的作用也是应该得到重视的。说到底，经济危机最终都是通过完善政府职能来解决的，除了政府，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机构具备解决危机的能力。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产业创意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