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特赦解决“存量腐败”可行吗？

　　我提倡的“大赦”，不是赦免具体的个人，而是赦免符合条件的所有官员。

　　从宣布官员财产公示之日起，比如说2013年10月1日，新老划断，以后加入政府的都要公示财产，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比较难办的是“老人”，这就涉及所谓的“存量腐败”问题，可以考虑让他们以社会公益捐赠的方式，交出部分资产，捐给全国社保基金也可以，在此之后，不再追究他们的资产来源。有些现任公务员可能不愿捐赠，而是将资产转移到亲戚朋友名下，只要合法，允许转移，但禁止转给直系亲属，或者转给直系亲属后也要公示。财产捐赠和转移在限定日期前完成，比如2013年5月1日，5月1日的数字就是准备在10月1日公示的数字。无论多寡，公示后的财产必须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公众不得再提出异议，否则就又变成了“引蛇出洞”、“关门打狗”。目的不能论证手段，过去我们吃了多少亏？其实现在也还这样，用崇高的目的论证卑劣手段的正当性。

　　大赦的意义不仅在于减少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而且还在于建立新的博弈规则，也就是公开、透明、理性的法治规则。

　　腐败官员已是既得利益者，再对其赦免，在目前民众普遍痛恨腐败的形势下是否可行？

　　官员既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他们的善恶之心、道德水准、自律能力和普通人没有太大的差别，到了那个位置上，有这么好的捞钱机会，被抓的风险又这么小，谁不动心？贪腐是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为，不贪是傻瓜，廉洁才是非理性。想明白这个道理，才能消除对于大赦的心理和感情障碍。现代社会是建立在法治而不是情理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