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学界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已有大量研究并取得了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文章试从另外一个视角即战略层面重新审视这一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问题，从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性、生产与分配之间的互动性、区域与整体之间的协调性、增长效率与效益的统一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这五大方面进行思考。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性

　　从概念上看，“中等收入陷阱”本身所提示的，就是中国究竟能不能避免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而引起的各种问题，能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这一重大课题，也关系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发展姿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采用怎么样的崛起方式。

　　从自组织理论看，中国作为一个子系统，是处于世界经济社会环境之中的。在中国这个子系统与世界这个更大的系统进行人员、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为了适应周边环境变化的需要，中国应该不仅面向世界，而且，应该把握世界给中国所提供的机遇、条件，积极有为，通过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排列、组合、优化，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应该说，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本质上是如何面对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的调整，在世界这个大的棋盘上，下好中国这盘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而言，如何实现跨越，国际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利用好市场经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也没有可以直接采用的模式。因此，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与世界的关联性出发，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把握好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增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联度，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防止“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中国而言，不应该避讳全球化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要具有国际视野，要勇于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善于用好国际舞台，利用好国际资源、市场、资金、科技、经验等要素；即要善于积极利用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期，增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因子，在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突出中国特色。

　　生产与分配之间的互动性

　　一方面，收入分配的格局与状况反映了一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与阶段，是社会生产力的外在体现；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变化与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与进程。从整体上而言，在收入与分配关系上，我国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在初次分配中，过度关注生产，而对于消费相对忽视，造成分配过程中出现“生产压制消费”的现象。前者可以从中国与国外的工资收入占GDP比重的数据中找到答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形成中国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建立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压低消费，强化积累，提倡储蓄，造成了中国当时的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现象，这种模式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与发展，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买方经济”。为此，应该调整发展模式，通过加强分配体制改革，实施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不是人为压制消费。

　　二是二次分配过程中，存在着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二次分配不均衡，甚至是严重畸形，不仅仅会牺牲经济发展速度，也会制约经济发展质量，限制经济结构升级，破坏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还会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拉美病”所折射出来的，就是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质量的下滑，乃至是社会的动荡不安。

　　随着知识经济在中华大地的蓬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自然资源依赖性逐步减少，人文资源重要性在逐步凸显，人力资本的作用在逐步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注重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加大消费的比重，注意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实现两者之间协调发展，不断提高消费的水平层次，是扩充中国的人力资源存量，增强中国的人力资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

　　区域与整体之间的协调性

　　处理好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也是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从空间角度来看，要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我国东西部的发展还极为不平衡，一些地方还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之中。这种过分悬殊，甚至是“极化”的发展方式，限制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进行了审慎的思考，先后积极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一系列经济战略，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时序性，也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为了做好区域开发和发展这篇大文章，需要以区域和整体之间关系协调为基调，把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市场经济主体作用的基础性、地方发展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对区域的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大力扶持和倾斜，通过引导国外资金和技术的投入，通过带动和鼓励区域自己的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开放”、“大发展”。

　　从主体角度来看，要积极治理城市贫困，注重当前的失业问题。过去，我们较为关注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分化，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以及中国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城市内部出现了大批的失业、贫困等现象。一种以城市内部不同居民之间的差异化为突出特征的新的“二元结构”正在逐步形成。这一现象十分值得关注，一些拉美国家由于没有有效地解决好产业和就业问题，出现了城市“二元结构”，导致了大量的贫民窟，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从反面给了我们警示，解决好中国自身的问题是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从对策看，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发展模式，都应该是一种立足于自身的，内部协调发展的模式。实现这种模式，主要还在于对经济社会进行适时调整，通过部分与部分的“分工协作”的竞合机制，实现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无缝对接”，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其中，不仅仅包括了缩小城乡差距、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已经不再适合经济进一步发展需求的工农业“剪刀差”和城乡“二元结构”；还要解决好城市化进程中新出现的“城市二元结构”问题。另外，还要强化中央政府在收入和分配中的作用，防止区域之间收入过高或过低问题的出现；也要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区划工作，做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盘棋”，通过积极推进产业链的集群发展，不仅彰显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也能够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增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活力。

　　增长效率与效益的统一性

　　人、社会、环境不仅相互联系也相互作用，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了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维度。协调好三者之间关系，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增长效率与效益之间关系，既能够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也能够防止“中等收入陷阱”。随着生产实践发展，尤其是生产经验的丰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类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效率也不断提高。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增快的时候，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转换也在增快。

　　人与自然之间能量交换的增大就会伴随着人对自然的负面影响的增大。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规律，以产业高度化为主线，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达国家崛起的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不能采用西方国家的模式，这不仅是由于制度的差异，更是由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的局限所造成的。就是说，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要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努力避免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推动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

　　在中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把经济与社会紧密结合起来。除了积极发展经济外，还需要加强相关的两个方面。

　　第一，在推进经济增长过程中，要注意政治体制改革，保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同时，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都要注意保持社会结构变迁的稳定性，实现权威的理性化，社会政治结构的相对分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第二，要注意塑造人文价值观。推进经济增长，需要社会机制的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也需要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文化意识和道德素质。在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今天，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动力，构成了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防止“中等收入陷阱”，尤其应该注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文化的投入、文化的生长、文化的功能、文化的发展，把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最终的价值趋向。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积极防范“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有战略的眼光与思维，审慎分析，积极应对，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更加和谐发展。（解安 宋一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博士 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