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一剑中国城镇化的故乡逻辑

前一段，无意中看到一期关于台湾诗人席慕容的电视访谈节目，在节目中，她深情的谈到自己的原乡内蒙古的草原、羊群和牧马，并引申出家乡、故乡和原乡的话题。这是一个既具有淡淡的哀伤，又具有深厚的温暖的话题，曾对台湾的音乐、文学创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并留下很多优秀的作品。在台湾现当代的社会建设甚至政治辩论中，也时常出现。

在席慕容的诗歌中，除了对地理意义上的原乡进行讴歌外，还对“记忆的山河”和“山河的记忆”表达过感情。没有记忆的山河还是山河吗？没有山河的记忆还是记忆吗？据此，提醒我们的是，无论是消失还是建设，只有充满记忆才有价值。

席慕容的乡愁是其家族迁徙的伴生物，而今天，我们对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讨论，恰恰缺少从人口迁徙的角度来思辨，对人从其出生和一直生活的地方告别，来到另一个地方(包括城市和乡村)后的融入和价值重塑，更是少有关注。所谓人的城镇化，更多时候还停留在口号上，并实际上被人力资本和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冷酷的经济学术语所替代。

一个朋友告诉我，自己的孩子生于北京，成长于北京，因为听不懂家乡话，而无法和奶奶交流。尽管自己每年还会尽可能多的回到家乡过年，看望家里的亲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无可避免地逐渐与自己出生并留下了美好记忆的家乡越发的疏远了，“而到自己的孩子，那个地方或许真的会变得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的朋友谈起自己的经历时，似乎还有点忧伤，但是，如果放在人类城市化进程中来看，他和他的孩子在乡村与城市间的迁徙过程，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世代迁徙现象。而且，几成定局的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在完成这一轮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以后，将超过70%甚至9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只不过，对不同的家庭来讲，有的通过一代人就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有的则需要两代甚至三代，比如，在中国被广泛讨论的二代农民工的问题。

我们如果无法用人口迁徙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城镇化，就无法真正回归到人的城镇化这一决策逻辑上来。而一旦回归到人口迁徙这一城镇化最核心的观察角度上来，就必然要求我们认真的思考，在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实现这样跨地域、跨世代、跨文化的变迁的过程中，他们是如何理解原来的出生之地和生活之地的，又需要怎么在落脚之地重建自己的家园和“记忆的山河”的。

我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用“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这一很具悲情的语句来表达今天生活在城市的农村第一代和第二代人的失落。我也一度对乡土中国的失落与城市思维霸权的泛滥表达我的不满，一度认为，对于很多人来讲，乡土中国是中国人唯一的真正的故乡，我们是一个没有城市文明传统的国家，如果，我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消灭了故园、故土、故山河，那么，我们将失去回到故乡的可能，这片土地将变成一个没有故乡的浮躁之地。

我一度为此纠结不已，但席慕容的访谈和之前的一次台湾之行，让我有点明白，或许我们没有必要陷入一种单一的乡土主义情节之中不能自拔，为什么不能在城市重建我们的故乡记忆呢？

心安之处是故乡。在这场必然发生并充满普遍正义性的人类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在这场城镇化过程中失去的故乡，在我们的城市中重建。

罗大佑说，花朵，有朝将落土，继续肥沃这片土地。我们终将要回到故乡，今天或明天，总有一天，只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但要守卫一个故乡，更重要的是，要重建一个更现代的故乡，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就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秉承的故乡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