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清单”当建则建

“负面清单”，一个似乎显得颇为专业化的术语，近来逐渐为大众所关心。这自然是跟高层前些时候要求开展“负面清单”试点有关。

所谓“负面清单”，实际上是定出了一个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在这个名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投资体制改革正日益深入，谋求建立“负面清单”制度，算是大胆的尝试。这样的尝试，无论是从国内改革的需要，还是从扩大开放的角度看，都深具意义。

2013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繁重。改革重点之一，即是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这其中，又包括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简政放权及减少审批事项，并试图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无疑，上述每一个方面，都有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就简政放权和减少审批而言，更是颇受期待。

政府简政放权和减少审批事项，本质上是政府职能的回归。中央政府早已定调，要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高层领导一再表态，“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可以优胜劣汰”。政府职能归位，有利于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以及社会资源配置的更为合理。可以这么说，行政体制的深入改革，将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新动力。

政府部门不再执着于审批企业，可以减少寻租机会。职能部门也不能轻易出鼓励支持类目录——有些目录的推出，不是市场的遴选，而是少数公务人员拍脑袋的结果，很有可能背离经济规律，产生严重后果。更合理的做法是，政府制定“负面清单”，明确哪些方面不可为。投资者只要不触及这些底线，其他领域“天高任鸟飞”。当然，后期必要的监管不能少。很遗憾，“负面清单”不是什么新事物，但一直未应用于投资领域。

建立“负面清单”制度，也是未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一个需要。10多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中受益匪浅。但是，要看到目前出现的一些新趋势，如WTO多边贸易体制将日益边缘化——有学者甚至认为已经边缘化。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加快步伐建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试图以此改变世界贸易规则。

这些具有更高标准的新自由贸易协定跟WTO多边贸易体制并不一样，在后者日益边缘化之时(当然WTO规则仍须捍卫)，前者或将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这意味着，中国新一轮的开放过程，也是要在标准和规则制定方面有所作为的过程。中国需要参与进去，而不能在新一轮的制定过程中被排除在外——否则，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大受影响。

学者黄海洲等人前不久曾在本报撰文，探讨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文章清晰指出，欧美在新标准、新规则方面力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方式，国企的“竞争中立”原则等，均直指我国当前部分领域投资保护不足、部分行业国企占主导地位以及在监管方面与欧美主导的新规则不符的“软肋”。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强调要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比如，在投资准入、公平竞争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就大有改革、改善的空间。建立“负面清单”，也是一种改革。

概言之，建“负面清单”是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迅速重构背景下的必要之举，也是国内投资体制改革的必要尝试。这种改革可通过建立试点的方式，先开展起来，而不能固步自封、裹足不前。投资体制当改不改，必会伤及未来。高层已经对此作出要求，确实是看清、看准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