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运行环境已发生质变 须重塑竞争力

　　中国外贸的运行环境已经发生了质变，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关键在于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价值链分工

　　仅从数据看，中国外贸在2013年似乎迎来了一个“暖春”。

　　根据统计，今年一季度9746.7亿美元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13.4%，明显高于去年6.2%的水平。其中出口5088.7亿美元，增长18.4%；贸易顺差高达430.7亿美元，而去年同期的贸易顺差仅为2.1亿美元。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市场的变化，企业的反应最灵敏。不久前商务部对全国1900家重点外贸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制约企业扩大出口的因素依然众多，但目前企业出口订单确实出现了回升，出口信心也比前一时期有所恢复。

　　比如，调查显示3月份出口订单金额比上月有增长的企业占到所调查的1900家企业总体的38.7%，这是自2012年4月以来首次超过35%。出口订单下降的企业占21.2%，自2012年7月以来首次低于25%。受此影响，3月份企业出口信心指数达到108.7，重返临界线以上。

　　然而，尽管一季度延续了自去年四季度开始的回升势头，但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港口货物吞吐量与出口增幅相差甚远、部分外贸指标出现异常增长等现象，似乎暗示着真正的外贸形势或许并非如数据所表现出的那般乐观。

　　“有所好转，但幅度有限。”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直言，一季度13.4%的“高增速”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他的观点代表了不少受访专家的共同看法。专家们认为，一方面，从世界经济复苏和外部需求回升状况来看，尚不具备能够支持中国外贸持续保持这一增速的条件。

　　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外贸的转型之路还远没有完成，当前传统的竞争优势正逐步弱化，新的竞争优势还没有形成，在保持稳定发展中重塑竞争力仍然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外贸的主题词。

　　外贸形势乍暖还寒

　　广交会历来被视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刚刚结束的第113届春交会，“乍暖还寒”或许颇为贴切。

　　来自大会的数据显示，此次到会客商比第112届秋交会大幅增长了10.5%，其中欧美日三大市场分别增长了2.7%、1%和22.1%，而新兴市场的增长则更明显，印度大幅增长56.5%，非洲增长29.5%。

　　“这一方面说明前一阶段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稳定外贸政策措施的成效在继续显现，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近期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加快，欧洲经济稳定性有所增强，日本、印度、巴西等国家经济出现改善迹象，国际市场需求总体开始略有好转。”尽管肯定了外贸的回升势头，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李健在解读相关数据时依然显得十分谨慎。

　　原因不难理解，因为相较于秋交会，一般认为春交会之间的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数据显示，此次春交会比去年春交会的到会客商下降了2.2%，其中欧洲客商下降了3.7%，美国下降了1.8%，日本降幅达到13.8%。

　　“这说明促使外贸回升的动力还很不牢固。”赵晋平分析认为，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经济复苏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国际市场需求难以出现较大幅回升。一来，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尚未摆脱经济低迷态势。2012年四季度，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衰退还在持续，美国经济增速只有0.1%，三大发达经济体全年需求形势不容乐观。二来，各国经济政策以追求国内效应为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环境可能趋于严峻。

　　其次，从国内环境看，虽然存在工业增长回升、政策环境趋于宽松的有利因素，但是企业也将面临较多困难。首先，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滞后影响将继续制约企业出口竞争力；其次，2012年末以来，由于其他国家本币贬值，我国人民币综合有效汇率出现较快上升。2013年这一现象持续存在的可能性较大，人民币名义和综合实际有效汇率都可能出现高位震荡，从而进一步削弱我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最后是我国面临的各种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增加。

　　商务部的上述调查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3月份认为外需不振影响出口的企业仍高达77%，认为成本上升影响出口的企业占55.7%。在去年有21个国家对中国发起77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涉案金额增长73%的情况下，今年十季度又有12个国家对中国发起22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因此，有31%的企业认为市场竞争和贸易摩擦加剧影响了出口。

　　“虽然出口出现了企稳回升的势头，但是外需不振、成本上升、贸易环境不佳‘三座大山’还在那里，影响出口稳定的因素还存在。”在4月18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谈及今年的外贸形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直言“形势不容乐观”。

　　运行环境发生质变

　　采访中，专家们一再强调，表面上看，出口增长持续低位运行主要是受到外部市场需求增速放缓因素的直接影响，但根本原因是整个外贸的运行环境发生了质变，使得传统的外贸增长方式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愈发凸显。

　　在李健看来，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已经从当年那个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贸易国，不仅对现有的国际经贸格局造成了冲击，而且也导致中国外贸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从外部来看，过去30多年，中国一直是承接领先于我们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填补或者占领不再具有优势的竞争伙伴或对手的市场份额，这种后发优势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李健谈到，如今，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工业国在许多领域的差距缩小，中国企业开始进入一些中高端产业和生产环节，对发达工业国构成更大竞争威胁。所以发达工业国，包括像美国这样的“第一”大国不再情愿退出市场，采取了更严厉的防范和保护主义措施。另一方面，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学习中国经验，凭借它们成本更低的优势，承接中国优势渐失的产业，抢占中国的市场份额。

　　“换言之，中国外贸行业现在是‘前遇堵截，后有追兵’。”他说。

　　从内部来看，李健谈到，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比较注重出口，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带动了国内产业技术进步，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

　　“以前，外资进入中国主要看中中国加工成本低廉的优势，外资企业产品大多返销国际市场。国内企业也是外销比内销赚钱。而现在，外需增长放慢，同时中国已经是第二进口大国，内需持续增长，成为全球企业越来越紧盯的一个大市场。现在外资进入中国大多是看中十三亿人口的市场潜力，要把产品和服务推销给中国。国内一些企业也转向进口和内销。”他坦言，外贸发展的国内外需求和供给形势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换，这些都是进一步拓展外贸发展空间需要面对的新情况。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后，中国外贸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已经提高到10%以上。

　　“尽管这个比重同中国人口与世界人口之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在中国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消费类产品市场上，全世界货架上到处都是‘中国制造’身影，意味着这类商品市场上中国产品份额要大得多，甚至高达60%~70%。”李健认为，在中国已然成为第一出口大国、主要出口商品市场份额已经比较高的情况下，即使不考虑劳动工资水平提高、人民币持续升值等不利因素，若想保持出口持续增长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着力培育新优势

　　那么，在新的形势下，外贸还能不能发展？还要不要发展？在专家们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按人均贸易额衡量，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占国际市场总份额并不算高，仍有很大增长余地。此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外贸也应当继续发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李健强调，未来外贸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是在“稳增长”的同时，促进外贸企业的转型升级，尽快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在后工业社会，国际贸易的基础既有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分工和产业间分工，也有更复杂的产业内分工或所谓价值链分工。一国出口有没有优势，除了自然禀赋和产业分工优势外，主要取决于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是否处于有利位置，有没有在价值链某一个或几个环节上的供给能力和性价比优势。

　　对此，受访专家们表示，中国虽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出口大国，但从价值链分工角度看，总体上还处于国际价值增值曲线的底部，主要依赖低廉劳动力供给优势，占据的是增值程度比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在这些环节，各出口国比拼的主要是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成本。

　　因此中国外贸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努力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价值链分工，在产业价值链较高增值环节上寻找发展空间。

　　“与贸易强国相比，我们的短板是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营销、服务和供应链管理等。这些环节附加价值较高，而我国的供给能力却还跟不上。”李健说到。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面对挑战，从政府到企业都在尝试作出改变，并且在近年已经出现了一批依靠转型升级实现外贸出口与经济效益“双增长”的企业。

　　在赵晋平看来，这些企业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长期坚持自主研发；创建商品和服务品牌；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由单纯出口接单发展为自建海外营销网点；将产品出口与承揽海外工程项目相结合等。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加工成本低廉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主要优势的话，那么在实现中高收入工业化进程中，具有良好性价比的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将成为未来我国出口竞争的新优势所在。”李健最后谈到，总结历史经验，要培育出口新优势，提升我国的国际价值链分工地位，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是最基本的路径。

　　具体而言，一是不能关起门来，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让国外一流优势要素更自由、大量地进入，通过国内外要素充分竞争与融合，增加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在出口产业链上的比重。二是不能迷信“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维护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推进技术进步的主体地位，让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整合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