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异动与新外贸战略

　　激增的出口数据

　　《21世纪》：通常，东亚地区出口增长或下降的幅度相似，但近几个月中国大陆的出口年增速达10%，远超东亚其它地区。而对于保税区的出口更是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从去年8月份50%的增速，到今年三月份接近30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隆国强：这主要是一部分特殊监管区利用毗邻香港的便利，进行的贸易金融行为。近来，三大经济体美、欧、日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国际和国内资金价格即利息存在利差，为了追逐利差，以及人民币可能升值的汇差，流动性进入新兴市场分享利差的动机很强，所以，就有一部分企业利用特殊监管区的便利，转移资金。这属于一种异常贸易，但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和东亚其它经济体的贸易差异。

　　我们知道，韩国 、台湾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中国大陆，而对大陆的出口又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加工贸易上游的零部件，通过加工组装后销售到发达市场。我们也看到这几个月，大陆对于不同市场之间的出口有很大的差距，对美国前两个月是12%，对日本 ，由于日元贬值，是-10%左右，对欧洲基本上是零增长。所以，在发达市场总体低迷的情况下，加工贸易出口的增长率就很低，因此东亚几个上游经济体的出口增长也就比较低。而中国大陆除了加工贸易外，一般贸易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包括对东盟、印度 、俄罗斯及其它新兴市场的出口。这里既有贸易方式的差别，也有贸易主体、市场结构的差别，还有贸易结构的差别。

　　我们的一般贸易出口到新兴市场，主要是两大类：一是比加工贸易档次更低的消费品，二是投资品。现在全球经济增长格局是发达市场相对低迷，新兴市场相对较好，老百姓收入提高得快，加上一部分新兴经济体在加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的资本品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所以，中国大陆前两个月出口增长速度高于韩国、台湾省。因此，即使把特殊监管区的贸易金融因素剔除掉，也不影响中国大陆比那几个经济体出口增长更快的基本判断。

　　《21世纪》：近期中国内地出口至香港与香港从中国内地进口的差异有所扩大，这种差距从2012年每月平均的72亿美金上升至最近四个月平均118亿美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海关总署的官员表示正在调查“与香港间贸易增长的异常情况”，如果有必要将采取监管措施。您如何看待其中的问题和风险？

　　黄海洲：首先看经济增速。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回落到7.7%，低于市场预期，我们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消费下行，包括三公消费和集团消费在中央强势反腐的震慑下大幅放缓，这个因素大家谈论得比较多，但我认为没必要过分夸大。二是政府换届的影响，今年是换届年，部委领导在两会上才确定，一些省级领导两会之后也随之调整，这实际上影响了一些项目和计划的开工进度或实施。三是2012年四季度末信贷增速放缓，去年年中海外市场还在认为中国有硬着陆风险，9月份以后信贷增长较快，打消了硬着陆的担心。但到年底，信贷有收缩的势态，尤其是长期贷款收缩，进而影响了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长。

　　至于近期出口的增加，两方面原因值得关注：贸易方面，海外经济有所复苏，外需增强；金融方面，人民币还存在升值预期，国内也有一些可以投资的机会，包括理财产品、固定收益投资等方面，收益率相对较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有一些融资需求。所以对于一些固定收益的投资者而言，假如国内的投资收益能够到8%-10%，人民币还有3%左右的升值空间，他们就能在海外借美元或港币，获得一个低风险高利率回报。如果资金在香港与内地能够打通的话，这部分投资者可能获得相对可观的套利空间。这对短期有一定的影响，中长期影响如何，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因为国内现在对一些投资产品进行了清理整顿，往后若继续这样的游戏，可能难度也比较大。另外，近期海外也有其他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隆国强：在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是有管理的浮动，浮动的幅度不是太大，聪明的企业就会利用境内外利率的差异和体制来赚钱。它们通过合法的贸易方式，如高报出口，到境外“一日游”，到香港再低价运进来，这样就有了价差，出口进汇，进口再延迟付汇，无风险地享受两地的利差，实现资金的成功转移。在这个过程中，贸易行为是真的，贸易流也是真的，他把商品卖到香港，到海关报关，但这个商品并没有在香港消费掉，如黄金，通过香港进口，内地再加工成金首饰出口，一进一出，这个循环链看起来是一个假贸易，但每一单贸易又都是真实的。问题只在于他的动机不是为了做贸易，而是为了让钱流进来。贸易肯定只是资金流入境内的渠道之一，由于可以纳入海关的统计，两边数据一对，就可以看出某类产品增长的异常；但一定还会有其它的渠道，“冰山一角”或许就是这个含义。

　　扶持劳动密集型VS产业结构升级

　　《21世纪》：一些地方产业向东南亚等低劳动力成本国家转移的事实正在出现，未来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将面临哪些挑战？

　　黄海洲：这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有些产业向东南亚转移是很自然的，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的问题，还包括环境保护及其他监管方面的考量。各国的监管不同，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实际上存在一定的监管套利空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行或监管方面的套利，有一些产业自然移出，这些是难免的，我们不必太过担心。

　　尽管未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国家的低端劳动力成本仍会上行，但一般劳动力的供给相对比较充裕和稳定。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首先，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这个地位是东南亚其它国家不能替代的。其次，相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是统一的市场、监管和货币，人民币将来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而且基础设施也相对比较发达。再次，中国在很多方面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包括一些原材料领域，我们可以使内贸、外贸实现有效联动。因为进口是出让了自己的部分市场，从贸易战略上来讲，可以出让这部分市场来换取海外一部分出口市场，这是东南亚国家不具备的优势。最后，中国的产业链是最长的，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的产业链能有中国这么长。

　　相比中国，东南亚地区不是统一的市场，经济相对比较分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监管，也都有自己的货币。而且，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与中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都增加了他们之间整合的成本。

　　如果我们能把以上这些优势发挥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是难以撼动的。

　　《21世纪》：新外贸战略规划年内或将出台，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仍将成为扶持重点。如何看待这一规划与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广东省在积极推进“腾笼换鸟”、“双转移”战略，这与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存在冲突？

　　隆国强：过去，我们的出口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同时也是低附加价值的，随着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工资提高也很快，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劳动力成本上涨，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被削弱。其它一些国家如越南 、柬埔寨 ，工资明显低于我们，就更有竞争力了。其次，以前的一些产业活动，对环境有污染，能耗很高。为适应变化的形势，广东省好几年前就提出了“双转移”战略，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口部门一方面为我们创汇，解决了外汇短缺的矛盾，另一方面解决了数千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现在好多人说要转向内需，扩大内需，不再搞出口了，我认为把这二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正因为有几千万人参与出口，他们才有了收入和内需的消费需求。所以，出口和扩大内需是高度统一的。珠三角提出双转型，是要以技术含量更高、附加价值更高、环境更友好的、能耗更低的产业来取代落后的产业，并不是说出口部门搞高科技就不搞劳动密集型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提升附加价值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高于工资上涨速度，你的产业才有竞争力。

　　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开始靠管理，产业优化组合，但最终要靠的是机械化、自动化，以机器替代人，这是其它发达国家和后起国家都走过的路。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节奏，节奏太快，工人被机器替代了，却没有创造出其他足够的就业机会，会产生严重的失业压力。基于中国这种人口、劳动力结构，就业永远是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未来制造业要升级，要解决就业，最大的蓄水池可能是在服务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包括出口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黄海洲：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多年来为改革开放实验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发展战略来讲，中国经济需要不断升级，技术创新要往前走，消费要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广东省提出了“腾笼换鸟”、“双转移”的战略方向，再一次走在中国经济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前列。其他一些省份也在做，比如浙江的很多产业已由沿海转移到了内陆。

　　作为经济发展先行者的东南沿海地区，随着劳动成本和地价的上行，可以把发展成熟的相关产业转移到我国中西部地区。另外，东南沿海地区并不都是同步发展的，比如广东最发达的地区是珠三角，但珠三角只占广东的20%-30%，像粤北、粤西等很多地区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有些“腾笼换鸟”、“双转移”其实是省内跨区转移，即转到本省土地价格更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若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配套能够做起来，广东也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从统筹的角度出发，应该把中国这个大国看成是一个梯度模型。中国之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差异很大。有些地区发展得较早，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也较高，可能更多关注产业升级，如东南沿海地区。另一些地区则相对落后，产业升级并不是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反而可能更需要低端产业解决就业问题，如中西部地区。中国目前还有很多低端劳动力，城镇化过程中也会新增一些低端劳动力。长期而言，要解决就业，在符合经济发展原理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无可厚非。

　　随着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梯度发展模式，从东部到西部，甚至包括从国内到国外，由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延伸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这从发展战略来讲是一个合理战略。

　　东南地区先行发展起来之后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往中西部地区，包括本省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转移。实现原有优势和产业升级转型之间的过渡，实际上就是一个梯度模型，我不认为其中有什么矛盾。如果把中国只看成香港地区或者新加坡 ，那样矛盾才会很明显。关键是要领会这个梯度模型的梯度有多大，以及怎样相对平稳地实现过渡。

　　中美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21世纪》：中美战略对话即将召开，双边贸易失衡年年都成为争议的焦点，您曾提出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区的思路，这与美国正在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有何区别？

　　隆国强：中美战略对话的议题特别多，中美贸易失衡总是逃不掉的一个话题，因为其引发了汇率问题、市场开放问题，每次都要谈，今年也不例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下简称TPP)最早是由几个小经济体提出的，TPP对美国而言，在日本加入以后，整个市场规模大大扩大，但日本的经济相对低迷，日本市场表面上看起来关税水平很低，它们保护自己国家市场不是靠边境措施，而是靠边境后的措施。打个比方，大门是开着的，进去后会有很多小门却是不开的。

　　中美自贸区是一个双边的自由贸易区，首先，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非常富有经济含义的市场；其次，这个市场在快速扩张，世界上没有几个市场有7%这么快的增长速度，再加上人民币升值，以美元计算的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0%以上。所以，无论从体量还是增长速度来看，对美国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经济含义远大于TPP给他们带来的市场机会。而且，中美两国有相似的地方，其市场保护措施主要是边境措施，如果谈成了自贸区，对彼此进入对方市场都会有实质性的帮助。所以，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中美自贸区都是极富意义的。

　　但对于大国来说，建立自贸区的时候，除了考虑经济贸易意义以外，都会有一些战略上的考虑。为什么美国要去选择TPP？在日本加入之前，8个小经济体，对它来讲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含义，其实只是要先把亚太这个框架搭起来，通过TPP谈判，建立一个新的体制规则，来引领未来的全球贸易规则走向。

　　当然TPP和中美自贸区并不矛盾，一个国家可以有多个选择，中美之间彼此看重真实的市场机会。中美自贸区是一个比较新的倡议，美国国内也开始有人在研究，这确实需要一些深入的定量分析。中美之间的战略、经济利益有很多互利的地方，双方的利益交织越多，合作的动力才越强。从战略上考虑，两国加强经济贸易合作，不仅对这两个国家有好处，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如果把所谓的制衡、争霸放在优先考虑的话，不符合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也会对全球造成很多消极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主张中美两国应该认真地研究建立中美自贸区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