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正在重犯20世纪30年代的错误

　　国际化行将终止的迹象正在增多。支撑世界各国繁荣和增长的跨国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正在遭遇重大的历史性反转。

　　英国前首相帕默斯顿(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曾说过的：“国家之间既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仇敌，只有永恒的利益。”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中，这些“利益”要求各国重回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国际贸易或资金流动有限的封闭式经济。

　　二战后，我们曾目睹了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给世界带来的空前繁荣。在良性循环中，全球化既创造了又依赖于强劲的经济增长。由于国际一体化利大于弊，各个国家因而愿意牺牲部分本国利益。

　　只要国际化能给大多数国家带来繁荣，开明的利己主义就会支撑着国际一体化继续发展。而现在，对于很多国家而言，追随全球金融危机步伐，更广泛的全球经济及货币一体化给他们带来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

　　关注国内

　　世界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并可能将长时间停留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一些国家认为，通过对外封锁本国经济并专注于国内，他们能从可用的经济增长里获得更多份额，并给本国人民带来更多福利。

　　对新兴国家而言，虽然参与到全球经济系统中曾帮助他们改善了国内生活水平，但这些益处现今正在减损。他们也在提防不得不为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买单。

　　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一般商品及日用品的供应链也是国际化的。这使得供应链就像容易受到气候或环境因素的破坏一样，对成本结构、各国币值及运输成本的变化也变得敏感。生产专业化使得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容易受到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压力的伤害，并容易受到供应链断裂冲击。这一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因而也可能导致全球化出现退化，并转而成为更封闭的经济。

　　金融危机揭示了：经济一体化降低了一国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除非别的国家采取协作行动。

　　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是发起大型开支计划以支持经济。在很多情况下，政府都会明显增加开支，但受到支持的却是进口领域，反而国内需求、就业、民众收入和投资活动等方面却并未受益。如果别的国家不配合跟着做，税收政策的改变也将是无效的。

　　诸如限制贸易、操纵货币、控制资金及掠夺性规定之类的障碍也标志着全球化的退缩和自给自足的回归。

　　限制性政策

　　尽管全球20国集团(G20)会议反复重申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以及要避免20世纪30年代的错误，但贸易保护主义仍在不断增长。其动机在于保护国内产业、标志性企业、就业、收入以及竞争优势。

　　国家补贴、惠及国内供应商的政府采购政策、“购买国货”的活动、政策偏好型融资以及产业援助政策都被用来指导需求。安全及环境标准则被用来避免国外产品渗入国内市场。

　　直接干预、人为制定低利率以及量化宽松(QE)等政策都经过深思熟虑，旨在操纵货币。货币贬值使出口更具竞争力，以帮助本国在全球贸易中获取更大份额，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货币贬值也被用于降低实际负债水平，因为如此可以降低国外债权人的购买力。

　　资本的自由流动也越来越受到限制。自2008年起，资金跨国流动已经放缓，全球金融资产增长年率仅1.9%——远低于1990-2007年7.9%的年度增幅。

　　此外，面临财政难题的高债务水平国家亦在寻求方法以限制资本外流。

　　发达国家的低利率和疲软货币使得资本流入相对高利率和增长前景较好的新兴国家。变化不定的短期流入资本通过推高货币价格并制造通胀压力，也可能动摇经济。巴西、韩国和瑞士已在对资本流入实施控制。

　　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使用管制措施以获得利益。

　　在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发达国家通力合作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监管提案意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执行，以确保一致性及公平的竞争环境。

　　对于那些金融体制不甚完善的国家，跨国金融机构作用于复杂金融产品的严厉规则可能不太合适。在巩固金融体系监管的幌子下，美国已经实施多种措施，使得美国银行业境外分支机构能借此获得经营优势。

　　新兴国家尤其不满的是：采用这些监管提案将会阻碍当地银行提供必要的贷款以支持当地经济。这也将形成重大税务执行费用，并侵蚀他们的竞争力。新兴国家对接受如此的管制标准变得越来越迟疑。

　　这些差别可能造成缺乏统一金融监管，并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分崩离析。

　　所有这些举措都阻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而自由流动的资本恰恰是全球化的一个标志。

　　为了应对这些压力，世界各国会自然而然地走向自给自足或封闭的经济，重回各自为政的时代。一旦某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政策，其他国家也会被迫采取类似的策略。

　　尽管全球贸易有各种经济效益，然而世界各国倒退到自给自足状态并实行倾向于封闭经济政策的可能性现在变得愈发严重了——由此造成的后果也是影响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