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信用评级怎么演变成危险游戏

　　在经济全球化之前，很少有人会找信用评级机构，因为交易双方彼此往往都比较了解——银行借款给了解底细的公司或是本地居民，很容易掌握他们的“德行”和“操守”。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进，世人不得不越来越依赖评级机构以获知金融行为的风险。信用评级因此越来越成为全球资本流动、贸易流动、商品流动以及债权债务信贷资源配置的基石。

　　在新华社财经评论员邱仰林看来，“评级是一种技术，又是一种经济”，他的新著《评级真相》不仅详细分析和审视了信用评级的程序、指标体系和评级过程，更揭露了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大国际信用评级巨头打着貌似公允的“旗号”对各国主权信用评级，对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带来负面影响的事实，并带有前瞻性地提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应建立起自身具有公信力的评级机构，并呼吁人们“擦亮眼睛看清对手，在跳下泳池参与竞赛之前，做足准备工作与热身运动”，谨慎地巩固我们的信用评级“防线”。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近百年来，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巨头的一颦一笑无不牵动着全球资本市场的神经，其影响力之大颇有“呼风唤雨”之势。于是，在不少“阴谋论”者眼里，信用评级成了国与国之间的争斗利器，是炸毁他国的致命武器。难怪，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访客也许不是来自他国的首脑，而是来自美国穆迪的职员。

　　信用评级的本意，是为投资者提供客观、准确的投资依据，要求信用评级机构保持绝对客观、公正的立场。但是，在金融市场高度发展以及评级行业的急速膨胀下，三巨头正在逐步沦落。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预警”功能多次遭到质疑。譬如，早在1992年，标准普尔及穆迪给予后来倒闭的一家保险公司过高评级，令投资人损失惨重；1996年，美国加州橘县指控标准普尔未能对该县投资的基金风险作恰当评估，导致该县扩大举债至最终破产；2001年，美国安然等大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丑闻”，三大评级巨头均未预警，直到安然公司倒闭前五天，三大评级机构才将其债权从“投资级别”降低到“垃圾级别”。其二，评级巨头在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遭到了包括美国司法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和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等多个部门的拷问。2008年，雷曼公司倒闭当天，雷曼债券仍维持在投资级别。其三，三大评级巨头作为上市公司，其股东利益追求在侵蚀着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其四，从2009年12月开始，三巨头集体向希腊进攻，先后降低了希腊国家信用评级，希腊融资成本迅速增加，债务危机被引爆。同时，三巨头对波罗的海三国、葡萄牙、爱尔兰、法国、英国、西班牙等欧洲众多国家实施评级警告，然而，人们发现三巨头的评级并不可靠——虽然三巨头一贯标榜自己“言论自由”、“市场行为”，但从他们的标准、行为和所发生的事实来看，并不科学公正。

　　邱仰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就像所有人工操作的行业一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着手调查评级机构，评级分析师与投资银行职员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屡次被曝光，挖出了很多“行业潜规则”。比如，穆迪的一位分析师在接受调查时说，某次，高盛要做一笔交易，就向穆迪的这位分析师施压，要求他修改评级以有利于高盛当天的交易，这种事情在评级业中司空见惯。

　　在被曝光的来往邮件中，有封邮件更是展示了评级分析师对发行人的“敲诈勒索”。穆迪分析师给美林银行的人写邮件说：“除非你解决费用问题，否则我可没法评级。”随后，美林银行的人回复说：“只要你更改关于这次交易的评级，收费明细我们都接受。”或许这可以解答为什么有些“垃圾债券”会被给予“AAA”评级。

　　“没有监督的权力总是会走向腐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穆迪管理层的一位经理也曾承认：“我们把灵魂卖给了魔鬼来换取金钱。”

　　事实上，从现在的评级模式来看，“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来换取金钱”似乎是必然。一家公司或一国政府要在市场上融资，首先要请评级机构评级。评级机构的费用由该公司或该国政府支付。这就是现在普遍实行的发行人委托评级(即投资人付费)模式。也就是说，我要你给我办事，费用由我支付，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话，费用就恐怕不好到手，甚至我可以找按我的要求办事的人去做这件事。此时，评级事实上就变成了一桩“生意”。可见，不改革现有的发行人付费评级模式，信用评级公平、公正、客观的初衷恐难实现。

　　到底怎样才能使国际信用评级回归其本来面目，真正起到促进市场公开透明、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效果呢？邱仰林的看法是，要想根本改变当前国际评级市场的不合理、不公正的秩序，必须“两手抓”：一手是各大经济体加紧培育各自有市场公信力的评级机构，力争打破三巨头对国际市场的垄断；另一手就是改变评级的“游戏规则”，特别是被评级对象直接向评级机构付费的经营模式，实行事后追责制度。

　　提到中国的信用评级业，邱仰林更是用“奇怪”这个词来形容。他给出的理由是：“多头监管”是造成国内信用评级业变得“奇怪”和存在巨大隐患主因之一。甚至信用评级机构的警示风险如今也正在变味，国内不少信用评级机构根本不是去警示风险，而是通过评级报告抹杀风险。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能顺利从银行贷到资金，只能要求一些中小评级机构出示一份高级别评级报告；拿到钱的地方政府转而投资，至于能不能还、什么时候还，地方政府根本不管。且不说国内相关部门组织的行业信用评价，存在“以价定级”或“以级定价”等级别竞争现象，连商业化的信用评级公司也不能免俗，时常爆出高评级企业刚被评级就出现重大财务危机甚至被平盘的丑闻，严重影响了国内信用评级行业的公信力和投资人的认同度。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由于中国没有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评级话语权，三巨头利用垄断地位恶意评级中国企业，致使中国企业在国际评级中多次吃亏，而国际金融巨头从低价购进高价卖出中大赚特赚。例如，早在2003年，在中国13家商业银行谋求海外上市之际，其信用级别均被评为“垃圾等级”，给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经济损失。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农业银行在海外上市前需引进战略投资者之际，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却“热炒”所谓中国国有大银行的债务和坏账，把三家银行信用评级压得极低。结果，包括花旗在内的一些国际金融巨头以低价购进中国的银行股份，又从中大捞一笔。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三大评级巨头一直在控制着中国信用评级市场，建立有话语权的本土评级机构已愈发显得刻不容缓，而环境缺失将导致“路漫漫”，取得本土的长期声誉资本是当下不二的选择。而这其中，一个无法绕开或首先必须解决核心问题，就是“何以终止或改变国内种种信用评级乱象”。如果不能理顺评级机构工作模式，对其实现真正有效的监管，使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重构信用评级，那么信用评级注定只能是一场“危险游戏”。邱仰林开出的药方是：在游泳中学游泳，“可考虑由某一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评级行业监管规则，通过多种方式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统筹协调，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在统一的评级行业监管规则下根据各自负责的金融市场监管要求对信用评级机构日常生活进行有效监督。”

　　这当然会是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