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纵论“超级QE”

　　日本央行上周四公布的“疯狂”量化宽松计划书不但搅动全球市场，更成为中外金融大佬在本次博鳌亚洲论坛上交锋的热点。

　　就日银的“超级QE”乃至全球货币政策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金融巨头索罗斯、日本银行前副总裁武藤敏郎、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均在4月5日-7日的博鳌论坛不同场合进行深入的探讨。

　　“金融危机后，我认为全世界应该重新考虑货币政策，到底什么是货币政策？什么是货币政策目标？”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在4月7日“货币政策反思”论坛上表示。

　　事实上，4月7日正是日本开始实施其债权购买计划的第一天。就在博鳌论坛开幕前两天，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宣布，日本央行每月的国债购买规模高达7万亿日元，这一计划被视为美联储的“翻版”，而其购债数量与GDP之比高达美联储的3倍。

　　货币政策“新思维”

　　黑田东彦政策一出，不少中国学者马上谴责其“操纵货币”、“强迫贬值”等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导向。武藤敏郎坦诚表示，日本已经长期陷入了通货紧缩，要想摆脱这种通缩除了量化宽松，“日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货币政策并不是针对汇率进行的，而是为了日本经济采取的对策，每个国家都为了自己国家的经济好转而采取措施。”武藤表示。

　　令人惊讶的是，全球金融大佬在博鳌论坛上对日本这一政策表示出的更多是理解，甚至“支持”。

　　拉加德在4月6日会议中首先表示出“欢迎”日本的宽松政策。索罗斯也收起了前日刚刚做出的“日元雪崩式下滑”表态，他在4月7日博鳌论坛午餐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做的是”一次非常高风险的试验“，如果试验获得成功，日本经济会获得加速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界人士也表现出了宽容。李若谷表示，尽管日元、美元、欧元已经因为发达经济体宽松政策出现竞相贬值，但不应该指责其进行货币战，而更应该公平地去看待货币政策调整需求。

　　“货币政策是多样化的，是根据经济政策变化的，不能双重标准，需要的时候搞货币政策推动通货膨胀，不需要的时候就要求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一定要控制通货膨胀，不能双重标准。”李若谷称。

　　除上述表态外，大佬们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经济危机之中，政府及央行应该释放更多能动性、实行积极的政策以刺激经济似乎成了共识。

　　“非常规的货币措施推动了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和全球经济表现，日本央行刚刚宣布的政策正是朝这个正确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拉加德表示。

　　索罗斯更提出，金融危机后，全球应该形成一种经济“新思维”，并将欧元区与日本做了对比。“日本正在放弃其官僚性的金融政策，在经历了25年的经济滞退之后，货币政策转为量化宽松。相反，欧元区则在采用财政紧缩政策。”索罗斯表示，并警戒欧元区在这样的政策下很可能重蹈日本覆辙，陷入通缩。

　　宽松效果存疑

　　尽管“孤注一掷”的日本宽松得到了大多数“大佬”的理解，但其实际效果却被严重质疑。

　　武藤敏郎首先表示，对宽松政策是否能在两年内使通胀达到2%“持怀疑态度”。

　　索罗斯称，日本政府做的是“一次非常高风险的试验”，一旦失败，将面临利率升高、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他日前在香港表示，日本央行扩大量化宽松规模的做法“相当危险”，或导致日元雪崩式下滑。

　　“当日本民众认为日元跌势将持续，就会把资产转移至海外，最终引发日元崩溃。”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同样认为，日本的宽松政策颇为“孤注一掷”，以至于近乎“赌博”。

　　李若谷也称，日本央行该政策如果没有找到通缩原因，而只是作用于流动性，则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拉加德也承认，货币政策继续担负复苏的任务空间是“有限的”。“比方说，如果没有对于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借贷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没有准备好或者准备不足的对于现有的货币政策的退出。”拉加德表示。

　　针对货币政策退出，武藤敏郎称，日本现在国债余额占GDP的140%，到目前为止一直在买国债，出现浮亏就容易引起金融系统的不安。他认为，日银拥有的国债早晚要再还回市场。如果不能一次抛出去，至少可以通过资产置换逐渐降低日银拥有的国债比例，需要花多长时间对日本银行是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