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还须全球治理

　　2013年的全球经济形势仍然扑朔迷离。在这样的宏观大势中，全球经济也如同热闹的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世界各经济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舞台表现也可说是尽显人间百态。思考全球经济的路在何方，不仅有利于拨开云雾见天日，一探掩藏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国际经贸之真相，而且有利于从中得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益的启示与相关建议，从而在看似没谱的“杂乱堆积”中找出规律性的门道。

　　危机持续发酵

　　始发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并在2008年演化为世界金融大海啸的这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随后不断蔓延、发酵和深化，不仅大范围、深层次地剥开了美欧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制度弊端，而且暴露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脆弱性；不仅中断了世界经济近二十年繁荣的幸福好时光，而且延缓、打断了新兴经济体维持了近十年的强劲增长势头，从根本上说是集中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结构不合理和不平衡的病态。

　　这一次的全球经济危机不仅波及面广，而且覆盖领域多，不仅有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财政危机，而且有信用危机、通胀危机、贸易危机、产能过剩危机，这些危机不仅紧紧交织，而且互为因果。

　　以产能过剩危机为例。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汽车制造商标致雪铁龙由于产能过剩压力，因而计划关闭工厂以降低产量，但此举遭到工会和工人的强烈反对。可以说，产能过剩问题又一次摆在了人们面前。事实上，以产能过剩为表征的经济危机成为全球性棘手问题并非一日之寒，大部分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铝产品、汽车、钢铁、煤炭、多晶硅以及聚乙烯和乙二醇等都统统产能过剩。

　　一句话，当前进入了一个全球性产能过剩的时代。而产能过剩给健康正常的经济生活带来的危害是多重的，其囚徒般的困境可以形象地表述为：左右为难、费力不讨好。各国虽煞费苦心地在致力于破解这一难题，但不仅收效甚微，且因个别国家陷入恶性循环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结构不合理是根源

　　问题的根结或者说造成全球性产能过剩的终极原因到底是什么？

　　先看看当前的事实。全球经济依然复苏乏力，并且继续处于低迷加剧的风险之中。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接近8.6%。由于收入增长停滞，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可能进一步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在外部需求持续疲软情形下，出现了经济增速集体下滑的趋势，从2011年的第二季度开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已经开始显著放缓。

　　可见，全球经济危机还处于病症的“重度发作期”，即处于危机阶段的中间期。但是必须引起高度警觉的是，经济的复苏绝对不会是自动产生并实现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当下已经处于危机中间期，只要再等同样的时间复苏就会自然到来，而是必须进一步积极主动地加大刺激提振经济的对策措施的力度，经济危机才有可能逐步克服并化解，否则，守株待兔的心态和做法，其结果只会是坐以待毙。

　　再回到前面的问题，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与实质为何呢？两个字：结构。

　　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或者说结构不合理是造成全球性危机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所有问题存在和恶化的根源。因而，接下来的问题不言而喻，就是化解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之法何在？这也是所有问题中的最关键性问题。笔者研究认为，根本出路就在于结构调整，必须化解原有结构性矛盾，摆脱旧的结构性桎梏，使世界经济结构不断趋向合理、均衡与平稳，才能真正还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诸多现存的全球性经济、贸易、金融、环境、气候等危机一个预期乐观的未来。

　　全球性结构调整是唯一出路

　　痛定思痛，全球各国需共同努力做好以下四大方面的结构调整工作。

　　首先，全球分工体系必须进行根本性结构调整。众所周知，20世纪前后，全球分工体系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单一的工业和农业、制成品和原材料的垂直分工体系，也即南北问题。随着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特别是近些年来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断壮大，当前大体上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部门、部分外包服务业和高端服务领域、初级制成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混合分工模式。应该说，这种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主要是因为资源输出国利用资源禀赋优势，依赖资源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当前，全球分工体系已经相对有所调整改善，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下的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但是目前这样的国际分工体系仍然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剪刀差造成的国家间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依然存在；另一方面，高端与低端、实体与虚拟等泾渭分明地对立分工，最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产能过剩实际就是西方在喝自己亲手酿制的苦酒。

　　为此，西方发达国家应该反思历史，在当前这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主动有为地做了多少？答案是很少或者没有。因为事实证明，国际分工体系到目前为止的这点进步也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积极改革、扩大开放的结果。那么，发达国家需要进一步反思现实，如何吸取历史以来无所作为的教训？如何在今后积极主动地为全球分工体系的结构调整作出贡献？

　　其次，全球消费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结构调整。目前，负债消费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信贷消费、负债消费成为西方国家家庭生活方式的突出特征。以美国为例，个人消费支出好些年来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2/3以上。但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宣告，过度消费模式是难以为继的。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消费率一直不高甚至偏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发展中国家也普遍意识到扩大消费的战略意义。以中国为例，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的75%左右。为此，我国已经把扩大消费作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支点。

　　从全球来说，在这方面，不同国家可以同时努力，但是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一类是合理谨慎地理性消费，一类是积极有效地扩大消费。合起来说，就是采取两头推进对接的模式，从而逐步找到一个全球产销的相对均衡的状态，从而逐步改善当前失衡的国际消费格局。

　　再次，全球金融体系必须进行根本性结构调整。全球金融体系主要可以从全球银行体系和全球货币体系两大方面来分析，总体来讲，这二者都存在着缺陷与致命伤。

　　从全球银行体系来说，美国著名证券交易员与经济学人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所著的《黑天鹅效应：如何及早发现最不可能发生但总是发生的事》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深刻而又生动的阐述，“全球一体化创造出脆弱和紧扣的经济，表面上出现不反覆的情况及呈现十分稳定的景象……金融机构不断的进行整合而成为少数几家超大型银行，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是互相连结的。因此整个金融体系膨胀成一个由这些巨大、相互依存的银行所组成的生态，一旦其中一个倒下，全部都会垮掉……过去的多样化生态是由众多小型银行组成，分别拥有各自的借贷政策，而现在所有的金融机构互相模仿彼此的政策使得整个环境同质性越来越高。确实，失败的机率降低了，但一旦失败发生……结果令人不敢想像。”

　　从全球货币体系来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后，虽然美元不再与黄金直接挂钩，但是美元仍是作为国际贸易、商品定价和外汇储备所用的最主要货币。目前的核心问题正是美元的价值不是以黄金担保后，而是代之以美国政府的信用，这就产生了大家所知的“特里芬难题”。就是说，美国只有通过负债来为世界提供担当国际通用货币之职的美元，而美国负债又势必引起对美元信心的削弱。其结果就是，必然引发当前国际金融的失衡。因此，只有从改变这种结构性的缺陷入手才能逐步改善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合理现状。

　　最后，全球治理机制必须进行根本性结构调整。当今世界，随着全球经贸相互往来、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增强，每一个国家面临世界经济波动、跨国贸易冲击和国际金融风险的可能性都大大提高了。

　　最近的国际经济危机再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敲响了警钟，但是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多边国际组织的无能为力也再一次表露无遗。同时，发达国家必须一改过去那种推卸责任、对外转嫁危机风险的短视性和危害性做法，在让渡自己的部分经济权利和利益的同时，积极承担起全球结构调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推动全球性大转型顺利实现。

　　因而，在当前国际经济危机还似有加深可能的情况下，探讨研究如何促进全球治理机制的结构调整就显得格外紧迫。展望未来，必须努力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最终推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朝着普惠、均衡、共赢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