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双核”德法失业率缘何大相径庭

　　在全球媒体关于欧元区及欧盟就业问题连篇累牍的报道中，提到最多的就是法国和德国。作为欧盟和欧元区的双发动机——法国和德国，在失业方面的表现可谓是天差地别。

　　法国刚刚在几个月之前，失业率超过10%的民众警戒线；至2013年9月，失业人口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329.6万，失业率达到10.5%。而她的近邻德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德国联邦政府2013年公布的一组统计数据表明，德国10月的平均失业率为6.5%，环比下降了0.1%，失业人数约为280万人，环比减少了4.8万人，创今年以来的新低。

　　在失业这个全球性问题上，为何欧盟内的两大核心，一个的表现是毫无章“法”，而另一个表现却称得上是颇有心“德”？

　　制度：法国高补贴VS德国苛救济

　　在法国内部，由于各项社会保险(sécurités sociales，简写为ss)和个人所得税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甚高：以一名普通员工为例，其毛收入的23%将被用于缴纳社会保险的个人部分，企业缴纳该员工毛收入的43%社会保险的企业部分；而个人所得税则根据不同收入，进行阶梯性缴纳。而对于失业者，除了可以根据之前所缴纳的社会保险按比例领取相当长一段时间外，还可以享受到住房、用水用电、食物等相应补贴。如此一番对比之后，对于大多数在职者，每个月的开支比失业者多，但收入却没有比失业者高出相应的比例，所以在职者的积极性会被打击。

　　此外，由于法国的最低工资(SMIC)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最高行列，对于所有在职者，不论专职还是兼职、无固定期还是固定期或者季节性，都需保证其时薪大于或者等于最低工资标准；并且每年1月1日，政府都会将最低工资提升2%(注：法国年通货膨胀率为1.9%~2.1%)以保持公众的消费能力。在每年开始的第一天以外，法国政府还会根据具体的国家经济情况，对最低工资进行相应的上调。如此这般，造成法国企业的用工成本一涨再涨，所以雇主不敢轻易增加用工数量。而对于从来没有参加工作或者基本没有工作过的人来说，可以领取低保以及更多的补贴，有的人通过生孩子来养活一家人。

　　而在德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刚刚获得第二次连任的德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理默克尔对于改革社会福利体系的决心坚不可摧。众所周知，德国的保险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保险制度之一，而德国的失业保险堪称欧洲最严苛的失业保险。一个刚刚失业的德国人在领取这份失业保险金的时候，除了要去劳动局登记并且申请失业保险金，还要接受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且在失业的三年内累计缴纳一年的失业保险费(现行费率为工资的6.5%，个人与雇主各承担一半).

　　即便是领取一份如此复杂的失业金，也并不是无期限的，德国规定，最少领78天，即13周；最长为832天。失业保险金的多少则按照德国的纳税等级按比例发放，一般有孩子的失业者可以领到工资的67%，没有孩子的可以领到工资的60%作为失业保险金。德国的《就业保障法》规定了详细的工资计算方法、税率等级划分以及失业保险金领取的标准，并且有详尽的逐级递减计算方法，失业保险金领取年限过了之后，很多未就业的人将会面临更加苛刻的失业救济金政策。德国的哈茨(Hartz)委员会对失业金进行了一共四条的领取办法，而著名的“哈茨4”，则是最广为人所诟病，因为领取“哈茨4”的失业者每个月只有区区395欧元，并且规定每周要去劳动局进行报到，对于生活物品的购置有着详尽的数额上限(比如冬天只被允许购买60欧元以内的衣服)。尤其是，劳动局的官员脸色一定不好看，这些都会给领取失业救济金者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

　　教育：法国学徒制VS德国双元制

　　其次，从教育角度来讲，法国的职业教育相对于德国要逊色许多。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促进就业率的增长，法国政府的教育部门推出了学徒制度(apprentissage)和实习制度(stage)，学徒工和实习生从企业得到相应的收入(学徒工一般年龄为16~25岁，根据年龄和工作时间的不同，学徒工资分为九档，从最低工资的25%~78%不等；实习生一般可以拿到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企业则可以得到相应的税收减免。

　　对于职业技能的培训来说，德国人总是以他们闻名世界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引以为豪。这种职业教育非常贴合工作实际，一般来说，职业教育基本上都不是全日制的，学生们在接受职业教育的同时，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打工或者实习。而德国很多企业都与职业教育学校有着合作关系，学生们在学习期间就可以进入企业，将自己从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尽可能地付诸实践，保证了学生们在拿到职业教育培训证书后的短时间内就可以很好地适应工作，而不会产生课堂与工作脱节的情况。比如很多学习了汽车维修培训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就有机会在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汽车公司的生产线上实习，使学以致用得到完美的体现。

　　政治：法国政客的现实选择VS德国政客的历史伤痛

　　再次，在政治方面，对于法国总统选举，一人一票，每个选民可以根据自己对总统候选人的好恶直接进行投票，所以每个候选人都会尽力去讨好普通选民、获得更多选民的欢心，不断向选民提出更符合大多数普通选民利益的政治主张，这其中就包括提高包括补贴金在内的各方面补贴，而一旦该候选人当选总统，便会推动议会进行相应政治主张的落实；而当重新进行总统选举之时，又会出现此般景象，如此一来而去，造成失业金和各项补贴不断增加，哪任总统也不敢轻易提出降低失业金和各项补贴标准，因为一旦如此，那么他基本就和连任说拜拜了，不仅如此，甚至该总统所属党派的其他下一任总统候选人都会跟着倒霉。

　　由于法国经济情况低迷、失业率不断攀升，代表极端民族主义的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简写为FN)异军突起——该政党为了迎合普通下层法国百姓的利益，宣称要让法国退出欧元区，并且把在法国工作、学习的外国人甚至已经加入法国籍的外来移民全部赶出法国，以此来为法国普通百姓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而作为拥有较大政治势力的各个党派所属工会、各行工协会及联合会，除一家工会为代表雇主利益外，其余各个党派所属工会、各行业工会及联合会均代表所属的工会会员(雇员)的利益，而各个党派所属工会、各行业工会及联合会在就业领域有着极大的话语权：如果一家企业想要裁掉一名员工，该企业需要向员工所属的工会提出申请七天后，工会将指派人员与企业代表、该员工一起进行协商，企业代表陈述其裁员原因，员工为自己进行相应的辩护，最终由工会来裁定此事。如果工会裁定不可进行此次裁员且企业代表无异议，该员工则正常工作；如果工会裁定此次不可裁员但企业代表坚持裁员或者工会与企业代表均同意此次裁员，企业都需根据裁员原因给与该员工相应的补偿。如此一来，雇员的利益得到了充分保障，而相应地雇主将承担更多的经济负担，因此雇主因为不敢随意解除雇员的劳动合同而导致不敢轻易雇佣新的雇员。

　　不仅如此，工会还会因为雇主可能进行的个别或者集体裁员行为或者某些福利的削减而组织该企业、该行业甚至若干相关行业的罢工。比如今年年中，法国国家铁路系统(SNCF)与法国航空公司—荷兰航空公司(AirFrance—KLM)组织的联合大罢工；再如1998年法国世界杯前夕的法国航空系统大罢工。

　　而作为曾经的二战策源地——德国，对于失业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着更深的体会。早在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凡尔赛条约》的约束，德国丧失了鲁尔工业区的所有权，再加上繁重的战争赔款，魏玛共和国当时的失业人口已突破千万大关，曾经创下1美元兑换42万亿德国金马克的惊人汇率。随后，纳粹德国在希特勒鼓吹保证就业率的前提下执政，并且迅速控制了失业人口，甚至一度将失业率降低为零——这虽然是希特勒将人力取代机器的伎俩，却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支持，随后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由此，德国历届政府在反思“二战”教训的同时，也时刻注意经济政策的调整，防止高失业率失控的情况下，极端政权的悲剧再次上演。

　　二战后的西德政府大力发展生产，在十年“经济奇迹”中，不仅经济增长保持在了8%以上，失业人口也从1950年的158万减少到了1960年的27万。两德统一后，政府对类似于法国和比利时的高福利社会保障体系——人称“莱茵模式”的政策一直在进行逐步改革，尤其是社民党施罗德执政期间，更是计划了一系列“痛苦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力图将德国政府从高福利的牢笼中“解救”出来。德国政府推出的种种政策，虽然给德国社会带来些许阵痛，但是长期来看，促进了就业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保证了就业市场稳步发展，降低了失业率。

　　文化：法国的“自由平等”VS德国的“歧视懒汉”

　　最后是社会及文化方面的比较。坚持“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人，认为失业者在享受基本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应该获得精神上的足够尊重。因此，法国的失业者往往并不认为自己是占国家或者其他人的便宜，因为自己曾经工作过、缴纳过相应的失业金保险，所以理所应当领取相应的失业金。而对于在职者，联想到自己将来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失业，所以对于阶段性失业者，大多采取宽容的态度；而对于那些长期失业者甚至是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的人，在职者也是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态，毕竟国家长期较为优厚的福利保障制度间接助长了某些懒人的气焰(比如在法国街头，你常常可以看到流浪汉们牵着狗遛跶，这可不是“高富帅”带着宠物遛弯，而是因为法国规定，养一条狗可以每月拿到100多欧元的补助)，短期内政府不会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而在德国，普通民众对于领取失业金的人，总是会有一些偏见，认为这些人好吃懒做还有钱拿。对于失业者，政府相关部门官员会“积极地”推荐工作，常常在一大早人们还在梦乡酣睡的时候，官员们就在失业者的门外大声喊道：“有一份XX工作，你去不去啊？”一方面让“懒汉”不能睡懒觉，另一方面也给失业者造成“社区压力”。德国的东部地区失业率比经济发达的西部高很多，以至于形成了一座“自杀桥”——赖兴巴赫(Reichenbach)，在此地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原东德地区找不到工作的青年。抛开其他原因不谈，的确德国人很重视通过工作而实现自我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工作甚至高于生命。

　　由此以上各点看来，导致法国和德国在就业表现方面大相径庭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而是各国社会内部各自的经济、教育、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不同特点而造成的，与此同时，欧盟和世界范围内的外部环境又对法国和德国的就业市场进行了相互影响。

　　恰恰在失业率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的时刻，于2012年和2013年，法国与德国都分别进行了经历了总统和总理大选。奥朗德能够成功入住爱丽舍宫，是因为普通法国民众对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就业方面难有建树的“小拿破仑”萨科奇感到不满，希望“换手如换刀”。而之前已经担任过两次“秩序守护者”之国总理的默克尔，在其前两次任期内的各项表现都能大体上让歌德的同胞们感到满意，德国的就业状况在欧盟中更是鹤立鸡群，因此“科尔的小女孩”默克尔能够第三次在联邦国会大厦进行组阁，顺理成章。

　　历经变革的2013年即将进入尾声，面对如此复杂的全球经济政治形势，刚刚开始新任期的欧盟双核——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奥朗德和默克尔，能否在面对本国就业问题上做到深“德”其“法”，从而有一番更大的作为，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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