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那些“摊上事儿”的上市公司高管们

2013年，因上市公司高管频频“摊上事儿”而被业界戏称为“上市公司高管落马元年”。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不完全统计，2013年被调查、遭免职、传失踪的上市公司高管人数达74人，比上一年增长了45%，而涉及的上市公司数目达43家，是上一年的两倍多。

一直被看做资本市场“高富帅”的上市公司高管们，在2013年亲历了监管从严的“肖氏新政”，见证了资源类国企高管频遭调查，目睹了民企大佬屡受政商关系波及。回顾2013年那些“摊上事儿”的上市公司高管们，现任高管中有人认为，种种事件固然令人嘘唏，但更应看到，未来资本市场的监管只会加强，违法成本会更高，洁身自好才是正道；更有人搬出电影《蜘蛛侠》里那句箴言自勉：“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展望2014年，不但要保自己“不落马”，还要保企业“马上有钱”。

地方监管部门建议罢免

上市公司高管不幸被罢免的方式很多，例如大股东建议、中小股东申请等。不过，2013年有3家公司的高管是由地方监管部门提议罢免的。

首先是*ST贤成，该公司曾经一度风风火火，概念众多，但后来被发现窟窿遍地，险象环生，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仅从上市公司挪走5亿元募集资金，还以上市公司名义在外面违规贷款，规模超百亿元。2013年2月26日，*ST贤成公告，青海监管局责令上市公司罢免董事长臧静涛。

同样在资金使用上“出事”的，是方兴科技原董事长关长文。2013年6月14日，安徽证监局发文认定关长文为不适当人选，在公司做出免除其董事长、董事职务之日起一年内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监高”职务或者实际履行上述职务，而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也受到处罚。

另外，北大荒原董事丁晓枫同样因资金使用问题“摊上事儿”，但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不仅被建议罢免董事、总经理职务，而且3年内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监高”职务或者实际履行上述职务。

青海、安徽、黑龙江等地方证监部门频频发力，加强监管，既是今年证监会简政放权的体现；从长远来看，也是为推行注册制，实现从重审批到重监管的市场化职能转换奠定基础。

事实上，为了提高行政处罚的质量和效率，证监会下放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早在两年前，就率先在上海、广东、深圳3个辖区开展。试点期间，3个辖区证监局网站共公布行政处罚决定16起，但是直接建议罢免高管的处罚鲜有出现。随着2013年10月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行政处罚工作规定》正式启动，证监会36家派出机构被正式授予行政处罚权。

据统计，被正式赋予行政处罚权之后的一个月，调查和处罚的频率显著增加，逾50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受到调查或处罚，平均每天有两家公司“中枪”。对当地企业最为熟悉的各地监管部门，也更容易发现如资金违规使用、担保或者财务造假这些问题。以万福生科为例，正是在地方证监局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财务造假。

而从2013年监管层处理案件的数量及效率来看，也明显高于以往。相比2012年全年，在首次公开募股（IPO）关闸的背景下，据证监会稽查通报2013年前10月的报案数量就达到486件，增长近28%，而立案率增长25%，移送公安机关案件34起，更是增长70%。另外，2013年，中国证监会已经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61件，比2012年增长12.7%。

资源类国企涉事多

按照证监会行业划分，与2012年相比，2013年涉事公司所处的行业类型分布更广，但涉事公司和人数最多的行业，继续来自制造业，只不过2012年是石油、化学类最多，而2013年则是金属、非金属类。相比2012年全年的平均分布，2013年下半年高管“落马”频率明显增高。据证监会通报，仅2013年9月份启动调查的数量便是前8个月总和的1.5倍。此前，８月１日，证监会主席肖钢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监管执法：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

再进一步细分，2013年来自国企的涉事高管超过民企近10%，而资源类国企成为了“重灾区”。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已有13位资源类国企高管被调查，而这些被查高管出问题的时间均集中在下半年。

在2013年7月5日，锡业股份公告原董事长雷毅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当年10月份被正式逮捕。2013年7月下旬大有能源控股股东义煤集团董事长武予鲁被河南省纪委双规，大有能源副总经理姚昭毅被三门峡市纪委双规。

2013年8月下旬以来，中纪委、国资委先后通报，中国石油原副总经理王永春、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原副总裁冉新权、原总地质师王道富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随后的9月份，中纪委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党委副书记，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另外2013年11月，中国铝业公告，公司原副总裁李东光因个人原因接受有关部门调查。2013年12月2日，广西自治区纪委及监察厅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广西柳州钢铁集团董事长梁景理涉嫌严重违纪，已被立案调查。2013年12月24日，郑州煤电公告，郑煤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公司董事长孟中泽被河南省纪委双规。

国企高管面临的“落马”高风险，折射出国资管理的困境。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也是对国企角色的重新定位。穆迪企业融资部副总裁、高级信用评级主任胡凯认为，未来政府管理国有资产的思路将从“管企业”向“管资本”演化。通过设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将企业经营权委托给更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国企“高富帅”，或面临更职业化的管理角色转换。

多家民企失足政商关系

因政府官员落马而摊上了事的民企上市公司高管每年都有，不过2013年按地域划分，来自四川民企的高管涉事较多。

2013年7月25日，明星电缆公告，与董事长李广元失去联系，后四川省纪委相关人士证实其正被调查；随后9月份，董事、总经理沈卢东及董事、财务总监杨萍失踪，9月24日公司公告董事、副总经理何玉英坠楼身亡。

据媒体报道，明星电缆的人事变动，被指与中石油腐败案有关。2012年，明星电缆在A股上市时，招股书上把中国石油列为一级物资供应商，也曾是中国石油最大的电缆采购商，同时明星电缆与电力、石油系统的多家央企保持合作关系。

同样被传与落马官员有关的，还有川企国腾电子实际控制人何燕。2013年7月18日，该公司公告称，因涉嫌非法经营罪，何燕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展开调查。

除了川企，江苏民企金螳螂，也在2013年7月发布公告证实，实际控制人朱兴良被检察机关监视居住。这被市场解读为或与2013年10月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的落马有关。

政商关系的处理不当，俨然成为上市公司重要风险之一。对此，马云曾提出“谈恋爱不结婚”的政商关系，而柳传志认为应该“在商言商”，王健林的方法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他们认为，企业应该诚实经营，与政府而不是个别官员保持良好关系，以免卷入职位动荡等不可控事件中。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权利寻租，或者寻求引进国资作为“红色护身符”，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民资相对弱势的尴尬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将民营经济放到与国有资本平等的地位，允许进入更多国有经济领域，或将为民企“高富帅”们处理政商关系提供更多脚本。

内幕交易从严监管

内幕交易历年都是监管重点，而2013年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有触犯红线者。但是，2013年的内幕交易处罚则因为光大证券而不同。

在光大乌龙指发生后不久，证监会便认定该事件为内幕交易。2013年11月15日，证监会下达正式处罚决定，4位相关决策责任人终身禁入，并没收光大证券非法所得共5.23亿元。

对于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虽然市场各方有争议，但是光大乌龙指事件被定性为“我国资本市场首发因交易软件缺陷引发的极端事件”，体现了证监会对新型内幕交易从严监管的决心。

据证监会通报，2013年以来，新增调查内幕交易案件158起，立案67起，占全部立案案件的42%。传统的重大资产重组信息、高送转、股份回购、矿产收购等领域也是内幕交易的多发环节，比如2013年景兴纸业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徐俊发、神剑股份三位高管、盛运股份董秘刘玉斌和华昌达董事长颜华，也都因涉嫌泄露高送转、资产重组等内幕消息，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过，对于内幕交易的刑罚惩处，虽然中国内地与美国、香港地区相同，都有刑期最高10年的处罚，但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国内资本市场对内幕信息交易获利者索取损害赔偿仍远远不足。而香港近期关于摩根士丹利内幕交易的案例，或能为内地的内幕交易处罚和赔偿提供借鉴。

2013年12月12日，香港法庭裁定摩根士丹利高管杜军涉嫌内幕交易，杜军需要向297名投资者支付2390万港元，这是香港法庭首次就内幕交易案颁发回原状命令，即让普通投资者因内幕交易受损有权回复到交易前的状态。香港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执行董事施卫民表示，该案带来的明确信息就是不法行为的后果，包括复原或补救的成本，均应由违规者负责，不应由无辜的投资者或市场来承担。

另外，2013年12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上市公司违法行为责任人，应主动、依法将所持股权及其他资产用于赔偿中小投资者，被认为是在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方面做了顶层设计保障。资本市场的“高富帅”，将面临更高的落马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