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转正”进行时

    “为了获得‘民非’（民办非企业单位）身份，我们前前后后跑了七八十次，但至今还没有注册成功。”说起所在组织坎坷的“转正”之路，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下称“北京慧灵”）办公室主任胡一北一脸无奈。
　　最近，这家成立已有13年的老牌社区服务组织再度看到了“正名”的希望。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下称《方案》）规定：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这些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我们刚刚听说这个消息，正准备尽快申请。”胡一北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基于2011年开始的“松绑”试验，东莞乃至全广东事实上已经做到了《方案》所规定的放开直接申请，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已大为扩展。
　　不过，也有一些社会组织人士对本报称，虽然国家层面正式认可了一些地方给社会组织“松绑”的尝试，并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向全国推广，但由于登记的某些条件较为严格，部分地方行政管理部门的心态较为保守，致使一些地方的民间公益、服务组织仍有可能遭遇“玻璃天花板”。
　　扭曲生存
　　13年来，北京慧灵致力于以非营利模式（捐助、义工、志愿者等）为智障人士提供社区化服务，却一直以工商登记的企业身份存在着。
　　胡一北说，作为“企业”，北京慧灵在税收、筹款方面一直得不到政府扶持。办公场地租金涨价之后，光是每年租金就要付二十几万，更是入不敷出。
　　而税收只是“非‘民非’”身份给北京慧灵带来的诸多不便之一。2009年北京市政府开始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时，北京慧灵拿着材料申请，但因为不是民非组织，所以第一关就被淘汰了。
　　横亘在北京慧灵注册前的是两大难题。
　　“社区化服务”是北京慧灵的一个特色，这种方式可以让智障人士得到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但昔日的骄傲如今竟成为最大障碍。
　　除了总部，北京慧灵在丰台、昌平、东城区还各有一个服务点，这三个地方也是开展社区化服务的大本营。但正由于这些分散的服务点，使得市残联误认为北京慧灵开了分支机构，继而将其挡在注册的门外。

　　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更是一大难题。北京慧灵的注册地在北京西城区，而现在的服务地点分散在各个区，因为这个原因，各区的残联都不愿意接收慧灵。
　　2012年，北京市残联发放400余万元社会组织扶持资金，资助在助残领域表现优秀的社会组织。因为没有“民非”身份，北京慧灵也未获得邀请。
　　广东试验
　　北京慧灵也许就快熬出头了。事实上，在国务院出台《方案》并获人大通过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一些地方已在试验给社会组织“松绑”。
　　2011年7月底，广东东莞率先为社区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松绑”，推行登记和备案双轨制。
　　这次“松绑”后，符合条件的这两类组织无主管单位也可申请登记，而此前，一些刚起步、硬件条件达不到“门槛”的社会组织无法登记，享受不到法律保护和国家相关优惠政策。实行“双轨制”后，那些达不到“登记”标准的社会组织可先“备案”。
　　东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综合科科长郭德云告诉本报，现在东莞的民政部门对民间社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门槛，只要符合国家规定，并在消防、建筑、食品安全等前置审批程序中都达标，就可以申请登记。
　　目前在东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登记的大概有2300家社会组织，“这一数字几乎每天都在变。”郭德云说，登记松绑后，最多一天有几十家来申请注册。而对社会组织的数量也没有限制，有多少就登记多少。
　　东莞的试验也已在推广至广东其他城市。据东莞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蒋德辉称，2012年8~9月间，广东已经全面放开了社会组织登记，珠三角地区社会组织数量明显增多。
　　“据我了解，民政部在几个月前就下发过文件，在全国试行放开上述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河北等省份也随后出台了相关规定，但实际效果一般。”蒋德辉说，“尤其是一些社会工作发展不太成熟的省份，一下子全放开，心态上还是有所顾虑的。这需要一个过程。”
　　“松绑”作用明显
　　这种“松绑”对社会组织扩大生存空间的作用明显。
　　2011年，东莞爱苗孤独症家长互助中心（下称“东莞爱苗”）成为松绑后东莞第一个“领证”的民间组织。据负责人罗玉芬介绍，登记成功后的爱苗中心在政府的帮助下，还申请了东莞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一块场地。
　　尽管登记过程十分顺利，但爱苗中心获得合法身份后，仍然无法摆脱社会公益组织资金短缺、人员不足的硬伤。
　　罗玉芬向本报记者介绍，爱苗中心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会费和项目补助。由于会员人数少和项目的临时性，这两种收入来源都不稳定。“办活动没有经费时只能大家自筹。”罗玉芬说。
　　此外，因工资水平不高，员工的流动性也比较大。罗玉芬透露，社会公益组织的工资一般都在2000到2500元左右。
　　“松绑”之后，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比以前多了许多，而这些社会组织面临来自资金、场地、人员、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困难。对于民政部门来讲，如何管理和指导好这些社会组织是一个挑战。
　　郭德云表示，就东莞而言，去年为社会组织提供了9期免费的管理培训，有1000多家社会组织参加培训，主题涵盖秘书长专业培训、财务人员培训、网络知识、民间非营利机构会计制度等多方面。
　　在资金方面，东莞有一个1000万的公益创投项目和1000万的专项扶持资金。各社会组织可以带项目来申请。爱苗中心此前就申请过一个29万元的公益创投项目。此外，东莞还建立了孵化基地为初创期的社会组织提供最多两年的办公场地。
　　“玻璃天花板”犹存
　　但是，即使是广东的“松绑”，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组织已经享受到“重点培育、优先发展”的待遇，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还会屡屡撞上某种“玻璃天花板”。
　　2011年“松绑令”颁布后，东莞市彩虹儿童互助中心（下称“彩虹中心”）也曾较早提出转正申请，并顺利通过了名称审核。但两年过去了，由于迈不过消防验收这道坎，彩虹中心始终无法成功登记，后因耗尽全部资产，于2012年结业。
　　建立之初的彩虹中心租用了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场地，装修花费近18万元，然而在进行消防验收时，工作人员的话却给中心创办者陈琳（化名）泼了一盆冷水，由于场地的楼层太高，达不到消防验收的标准，要想成功登记必须更换场地。
　　为了拿到“民非”身份，陈琳只得搬家，这次她特意租了一栋900平方米的独栋楼房，谁知验收时仍未通过，原因是房子只有一个楼梯，不符合标准，整改方式是要么加楼梯，要么只用一楼。
　　无奈之下，彩虹中心再次迁址。由于资金严重短缺，这次搬到了一个占地500平方米，装修简易的地方。
　　“当时我觉得天都快塌了，所有东西都弄了，钱也花了，孩子也上课了，现在却碰到这样的事情。”回想往事，陈琳语气沉重。
　　陈琳认为，造成注册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整改时间不够。在被告知场地不符合标准后，有关部门只给彩虹中心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整改，这么短的时间里要重新找地方、装修比较困难。除此之外，还有标准不明确的问题。
　　如今，花光了全部积蓄的陈琳已回到江西老家领着低保过日子。
　　蒋德辉告诉本报，不少登记成功的社会组织也会有一些抱怨，说老是开会、交报表，觉得很受约束，但是要想申请项目资金支持或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就必须进行登记。而这也是民政部门对正规的社会组织必须履行的管理职能。
　　“无论如何，‘松绑’是大势所趋。”蒋德辉说，相比以前的登记难，现在登记是一件被鼓励的事情，难的是登记之后，如何为社会组织的运营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这方面，社会组织期待政府做出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