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的热约束

　　早期盐业多以柴薪为燃料取热煎盐,即俗语所云“办盐柴为本”,但随着柴价日贵,其他热源纷纷登场,推动盐业的发展。

　　1937年10月4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接到行政院长蒋介石的一纸命令,要他立即处理西南边陲的一起普通纠纷——两个月前,云南元永盐场的灶户联名上书南京,控告当地盐务官员强制其改变就地采薪煎盐的传统,将卤水输送至“一平浪”盐场以煤煎盐。

　　这样的小事能够绕过抗战军务“上达天听”,显然说明它已不仅仅是产盐地区的“民生”,而是牵涉抗战大后方经济的“国计”。

　　移卤就煤这样的技术细节能在特定条件下造成地方性管治危机,与盐业对热能的极度依赖有关。其依赖程度越深,从盐业生产方式到社会稳定的链式反应就越强烈。就盐业史来看,无论是产自天津长芦至广东沿海一线的海盐,还是北部内陆的池盐与川滇两省的井盐,热能供应都是约束其产量、质量、价格和行销范围的重要因素。

　　由于这些地区多半赖盐为业,当地民生和财政自然随着采热煎盐的成本浮动而有所改善或者恶化。

　　“办盐柴为本”

　　早期盐业多以柴薪为燃料取热煎盐,即俗语所云“办盐柴为本”。为了尽可能节省燃料成本,灶户必须将盐场设在接近山林或苇荡的位置。一旦采伐过重过久,灶户自然也需要随之迁转,从而与迁入地的同行发生龃龉。

　　明永乐二年(1404),四川永通县的灶户经由盐课司上书户部,声称当地“去山远,难得薪”,当年仅产盐83730斤,而附近的犍为县“福泉、保通二井”由于“水碱薪便,一岁可得盐十万余斤”,希望将盐场迁至该处,“就彼开煎”。犍为县灶户获知朝廷下旨允准后,群起上书反对。两地自此交章争持,矛盾不断。

　　煎盐燃料不仅会造成盐户与同行的龃龉,而且也是盐业管理机关与其他衙门利益冲突的根源之一。在一些海滨盐场,称为“牢盆”的煎盐大锅需要大量苇荡作为燃料。灶户“列灶燃薪,多者十二三眼,少者七八眼”。如果苇荡淹没或被垦为农田,盐业生产也将无以为继。

　　万历三十三年(1605),一份来自督理两淮盐课御史乔应甲的奏折发往京城,内容是敦请朝廷关注当地苇荡屡被开垦的情况,查办相关衙门管理不力的责任。在呈给朝廷的奏折中,乔不无焦虑地写道,当地本有一条范公堤将“粮田”和“荡田”分隔东西,种粮农民不得垦种苇荡之地。但“不知起自何年、何人,私行开垦。初则数亩,渐至数顷。而今什百千万,不可计数矣”。

　　他指责分管田赋的“不肖”官吏支持了当地农民对荡田的开垦,目的在于“贪富豪三厘之租”。为避免“盐办于灶,灶依于场;场之既去,草从何生?草既不生,盐从何出”的产业困境,支持垦荒的地方官理应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煎盐对燃料的消耗是极其惊人的。乾隆《两广盐法志》记载,卤水一贯被业盐者视为“盐之精液”,但要“沥卤上锅,用柴草煎煮五六时”,方可成为能够对外发售的熟盐。据学者刘正刚推算,在明清时期的广东,盐丁用铁锅煎煮熟盐,每斤需柴草五斤左右,用竹锅煮盐,每斤耗柴草约三斤。若无充分的燃料保障,再高明的灶户也难免束手。

　　在赖盐为业的地区,柴薪采集造成童山濯濯的例子并不鲜见。川滇两省素称井盐要地,热能危机迫使地方官主动介入当地生态系统,以维持煎盐燃料的供应。乾隆年间,担任云南琅盐井盐课提举的沈鼐上奏清廷,称当地燃料告急,“不惟树木砍伐一空,且将树根挖掘殆尽”。一些灶户被迫增加工本,向他处购买煮盐柴薪,经营“不免拮据”。他希望皇帝允准业盐者就近种树,以备日后樵采之用。

　　煤炭的兴起

　　热能约束可能使煎盐的灶户举步维艰,却让附近的煤炭业者异军突起。清代官员严如熤在《三省边防备览》一书中写道:四川“开县熬盐旧用柴薪,老林渐远,取柴甚难”,直接催生了附近煤业链条的出现。

　　自从盐场十里内外出现煤窑之后,煤户用四轮小车把煤炭推到河畔,再由小船载运至盐井附近。“井厂所用夫匠、水陆运煤及商贩背运之人,井旺时日以万计”。开县原以盐业、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由此改变,煤炭采运在当地税赋和贸易构成中的重要性逐渐与盐业比肩。

　　大宁和犍为两县同样如此。白龙泉是当地主要盐泉之一,“烧灶三百三十六座,均燃以柴”。由于盐泉“逼近老林,薪柴甚便”,“常有各省流民一二万在彼砍柴,以供大宁盐井之用”,“大宁商人不须大有工本,亦能开设也”。

　　尽管后来薪柴不济,但“谭家墩口出有煤洞,煤载小舟,顺流而下,更为便当”。《光绪大宁县志》也载,该县盐场附近后山一带,原来“菁密林深”,取薪甚便。后来由于人口稠密,采伐过重,这一燃料基地逐渐成了濯濯童山,“由是改烧煤炭”。“(煤炭)产东、西两溪者,附场最近,专为煮盐之用,岁值巨万”。

　　《嘉庆犍为县志》也记载了该县煤业因盐而兴的情况:当地盐民对煤炭极为依赖,但此前开采并不积极,产量也很有限。随着犍为县五通桥一带“盐泉大旺”,日需燃煤“数十万斤”,煤炭采运逐渐发达起来。从盐场至河口,“袤延百里,愈掘愈旺,水运陆负,日活数万人,为利甚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