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困境与破冰

　　普惠金融：困境与破冰

　　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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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1-13

　　蜀川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国家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这个改革讯号更是进一步激发了民间资本的想象力，各种学术论坛都在研究和讨论它即将产生的价值和意义。

　　国家想要发展普惠金融，前提是要充分发挥金融工具在社会资源重新配置时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保证各类资源在不同阶层间进行更加合理地流通，进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

　　普惠金融助推社会发展

　　普惠金融的方案和思路，不仅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和就业增加，也会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现状却更加复杂，中国金融市场供需缺口最大处在底层市场，程度从下至上逐步递减，这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由此可见，金融市场放开是大势所趋。“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金·法玛认为金融体系不能只给高端客户提供服务，也要给普通顾客提供服务。所以下一步怎样适度放宽金融业的准入，支持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怎样支持普惠金融发展，怎样通过降低门槛，通过风险控制能把这一部分客户纳入进来，包括农村、小微企业，民间借贷、互联网金融，所有原来不被金融服务体系覆盖到的地方。”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参加经济观察报和宜信普惠共同推出的“普之城乡·惠之于民”——宜信城市论坛上所发表的演讲。

　　论坛会的各方代表聚焦普惠金融背景下的金融发展与创新，就“普惠信用与普惠金融”，围绕“小微金融服务创新与信用体系建设”、“小微企业能力建设与互联网金融应用”等话题展开讨论。

　　就在论坛前一天，由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携手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宜信公司等机构共同撰写《2014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发布。该报告由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领衔的课题研究团队经过近一年时间精心撰写。

　　宜信公司CEO唐宁在演讲时也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是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号召”。

　　唐宁一直扮演着中国普惠金融事业的“开拓者”角色。七年时间，他所创办的宜信公司把小额信贷规模做到全球第一，这是令他最为骄傲的资本和成果。

　　早在1997年暑假，经由导师介绍，他从美国前往孟加拉，学习尤努斯在当地尝试的小额信贷模式。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到村子里去看那些钱怎么送到贫困妇女的手中。

　　这次经历激发了他的创业梦想，他希望将尤努斯的理念和模式带到中国，但他也深知这其中的困境和价值。“中国6000多万小微企业主，还有更多的坚持创业的工薪阶层和参加职业培训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几亿农村经济上活跃的农户，他们都有通过自己的信用获取资金的需求。在过去由于他们社会资源比较匮乏，资产不多，很难通过担保抵押的方式获取资金。所以帮助这几千万小微企业主和几亿农户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解决他们能力建设的问题，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问题。”

　　中国的弱势群体占一半以上，如何解决这群人的信用问题，可能是普惠金融面临的最大问题。但，最重要的问题则是中国特殊的金融体制。

　　改革进入深水区

　　正在进入深水区的金融改革逐渐触及了一些核心问题，但还没有触及体制性缺陷，即政府对金融市场主导与管制依然过多。如果不从这些体制性的缺陷入手进行改革，金融市场的结构性调整，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就无法真正推进。

　　巴曙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系总体制度安排与中国发展、投资及增长导向都是相同的。国家赋予金融体系和行业特殊的任务即是：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效益。这意味着大量金融资源送到政府希望重点打造的大项目、大行业、重点地区来刺激投资增长，带动经济的增长。

　　在改革开放之初，百业待举，国家渴望用一种追赶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就意味着政府扮演一个强者的角色，具有政府意志和行政色彩的金融体系，无论是利率、使用投向、额度等等政府都要干预和管制。

　　这样的体制和模式也取得了一定效果，造成了在过去三十年很典型的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充足劳动力的供应，让中国快速增长成为现实。

　　这种快速增长的背后，就是政府为了确保工业化进程，用低价的资金使用支撑了高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国有大型集团和部分民营企业成为了获益者。

　　相反的是，正处于成长状态的中小微企业、农业、轻资产的科技型企业很难获得正规金融体系的支援，长此以往，它的副作用开始出现。“我认为大项目占得太多。那么间接融资体制，银行主导的体制相比直接融资体制，在集聚、动员、定向低价配制资本的能力更强，赶超型的增长模式副作用也随着转型也显得越来越明显。我们服从于发展导向的增长模式，现有金融体系支持了中国高投资、高增长。但是当前的经济增长的转型使得这种模式难以承受。”巴曙松说。

　　现在中国的劳动力、环境成本都在上升，经济增长不可能高投入，大型项目的生存空间正在日益减少。更大的变化，中国正在由工业向服务业转换，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支柱产业，这个过程当中增长速度不下来，再靠原来的低价、管制去推大项目，这样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凸显出来的矛盾是：拥有无穷活力的新兴产业在传统体制无法获得金融支持，只能通过市场化作为目标的金融改革，才能促进经济的顺利转型。

　　巴曙松认为政府应该把“新增的金融资源用到符合经济转型的方向。”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强调小微企业的重要，希望小微企业尽快地发展起来。但是要让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就要为他们筹措资金，建立信用，提升能力水平。然而，中国现有金融体系与小微企业发展现状不匹配、不适应，所提供支持和服务与小微企业群体的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其解决之道就是金融创新，利用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通过信贷技术创新，让金融服务输送到社会“毛细血管”末端。

　　巴曙松分析了下一步金融改革的动向和趋势。他预计，金融体系将更多转向包容式的普惠金融，金融改革会围绕适度放宽金融业的准入，支持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支持普惠金融包括农村、小微企业、民间借贷、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等多方面展开。

　　“宜信的实践经验要抓紧总结，在金融市场化方向的指导下，积极推动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推广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实践。”巴曙松说。

　　现实的挑战

　　2006年，唐宁在北京创办了宜信(CreditEase)公司，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作为中国最早的P2P小额信用贷款服务中介机构之一，宜信目前已在100多个城市和20多个农村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规模超过美国最大的P2P机构Lending　Club。

　　P2P在英国和美国只是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出借方（资金提供方）可以直接把钱借给借款者（资金需求方）。大量的P2P模式的互联网信贷平台纷纷成立，目前Prosper、Kiva、Zopa、Lending　Club等模式，近几年，这些模式复制到了中国，它们变成了拍拍贷、人人贷、宜信、红岭等多种模式。

　　2006年成立的宜信成为了该行业的佼佼者。据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10月报道，截至当时，其成交额已经达到了20-30亿美元。

　　今年12月3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在北京发起成立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作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领军企业以及P2P模式的代表性企业，宜信当选为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应邀出席中国支付清算协会12月4日主办的“2013互联网金融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互联网金融既是金融形态，更是业务创新，完全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宜信作为P2P模式企业的代表当选为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单位，意味着P2P模式及宜信的业务开展已获得监管层认可。

　　作为宜信的创始人唐宁在很多场合都反复表示，宜信只是服务机构，更好的帮助出资人和借款人进行撮合和匹配，不参与任何形势的资金运作。不吸纳资金，不发放贷款，只是独立的服务机构，负责帮助出资人进行更好的信用管理。所谓信用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帮助客户进行更好的信用调查，追款服务，风险评价，贷款产品设计等等。宜信的核心就是帮助客户更好的放款，以及更好的收回贷款。

　　由于国外征集体系比较健全，可通过社会保险号码查到个人信用情况，故此信用审核和放款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信用越好的人，越能够通过P2P获得贷款，甚至利率比银行还要低。

　　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一方面是金融体制坚冰尚未破，民间资本十分渴望进入金融业，另一方面是更广大的弱势群体希望获得金融支持，这形成了严重不对等的局面。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陶陆军先生对农村状况十分了解，他也在论坛上大声疾呼金融改革早日到来。

　　他说：“想实现全面小康的重点难点就在农村，但是农村发展金融支持太弱，这么多年到农村去看，缺钱，有的地方是真缺钱。有些是社会保障的问题，从社会公平正义来讲温饱问题解决不了。连农民连温饱都成为一个问题，怎么发展？”

　　他认为，过去有法律上的障碍，比如说物权法、担保法对宅基地不允许抵押，三中全会后，他认为这个障碍逐步消除，至少土地承包上面明确。那么，下一步是怎么来落实中央的精神。

　　巴曙松认为：“下一步改革的线索就是说怎么样构建更具竞争性、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业。”

　　在参与福州论坛的所有嘉宾一致认为，中国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金融开放的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