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煤改电

　　电能替代的两大措施——削减直燃煤和电源点西进,其变革成败被环境、财政能力和产业转型等诸多宏大要素紧紧束缚。

　　11月,北京的供暖季如约而至。在京城核心区的老胡同平房内,往常取暖的煤炉子基本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蓄热式电采暖器。

　　作为北京空气治污的重要手段,启动于2001年的北京“煤改电”工程,已走过12个年头。2013年11月14日,北京市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西城区辟才胡同完成了最后一处合闸发电工作,标志着京城核心区今年的4.4万户居民“煤改电”外电源工程全面完工。

　　至此,首都核心区共计26.4万户居民完成了“煤改电”的任务。数据称,预计今年可压减燃煤20多万吨。

　　愈发恶劣的空气环境,迫使我国这个煤炭使用大国进入控煤阶段,尤其在京津冀等重点地区。之前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中,均提出了“全面淘汰燃煤小锅炉”的要求。

　　然而,大规模淘汰燃煤小锅炉,如何保证居民、工业的同步用电用热,成为各地方政府需要直面的问题。

　　国家电网公司研究战略处高级工程师赵九斤对《能源》杂志记者表示:“目前比较有效的替代,一是直接用电能,二是用气。但是鉴于我国天然气的资源量,最合适的选择还应是电能替代。”

　　在此形势下,国网推出了“电能替代”工作,并于近日将其列为公司发展战略。其中,“以电代煤”是其最重要的部分,希望把工业锅炉、居民取暖厨炊等用煤改为用电。

　　煤改电似乎已成为趋势。但其并不能一蹴而就。实施当中的复杂细节,以及如何解决煤炭被替代后的电能供应等问题,都将决定各个地方“煤改电”工程的成败。

　　直燃煤大限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欧阳昌裕给出的数据,2012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约为36亿吨标准煤,在煤炭的使用量中,直燃煤约为8亿吨,发电用煤为18亿吨,是直燃煤的2.25倍。

　　“虽然使用总量不一致,但这8亿吨直燃煤和18亿吨发电用煤,所排出来的二氧化硫总量是相当的。而对于烟尘,2012年使用的直燃煤排放总量甚至是发电用煤的3倍。”欧阳昌裕如是说。

　　就排放强度而言,以同一单位热值计,直燃煤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是是发电用煤的2.25倍。烟尘的排放强度,直燃煤是发电用煤的6.75倍。“所以说,煤改电工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要减少直燃煤的使用量。”欧阳昌裕告诉记者。

　　仍以2012年的数据为例,假设其直燃煤的总量降为4亿吨,另外4亿吨被用于发电用煤。4亿吨的直燃煤和22吨的发电用煤所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将比原先减少13.9%,烟尘排放量将减少31.9%。

　　种种表明,直燃煤已经成为天气污染的祸首之一。改变居民取暖厨炊的燃煤使用方式、淘汰工业燃煤小锅炉,是削减直燃煤最主要的途径,然而,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迫于环境压力,北京市政府对于居民“煤改电”工程给予极大的支持,针对参加“煤改电”工程的住户,政府提供多种配套政策,包括提供财政补贴、出资进行房屋保温改善、出台峰谷电价优惠政策等。

　　但实行该“煤改电”工程已逾十年,也并未完全消除直燃煤的使用,甚至在城市核心区域,仍有2万户居民使用煤炉。

　　北京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王洁也表示,在整个煤改电的政策实施过程中,涉及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居民均有抱怨,因为此项政策出台前后并未按照法治方式去实施,导致工作人员工作量大,居民的实际需求也没能得到满足。

　　“政府出台政策要淘汰燃煤小锅炉,削减直燃煤,但政策出台后配套的具体措施往往跟不上,落实到各个地方,煤改电需遵循的原则越发模糊,就会造成进展缓慢等诸多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分析称。“北京作为居民煤改电工程的示范城市,有强大的财政基础做支撑,那对于其他北方城市而言,想要完成居民煤改电的难度就更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居民取暖厨炊的燃煤使用量只占直燃煤的一部分,更大部分来自于冶金、造纸等工业燃煤小锅炉。位于核心城市的诸多工厂,将面临搬迁,或将燃煤改用电能或天然气。

　　除了不用燃煤,如何才能保证生产的问题外,而最让企业忧虑的则是使用电能或天然气的成本问题。“我担心的是,除了前期不菲的改造成本,后续的能源支出成本会否大幅增加。”山东一造纸厂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相对于居民“煤改电”出台的优惠电价、补贴政策,钢铁、冶金、造纸等工业的“煤改电”工程并没有相应的优惠补贴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企业进行“煤改电”的积极性。

　　电从远方来

　　2010年,美国的电煤占其煤炭消费量的比重超过99%。2012年,我们国家的电煤比例仅为50%。按照中电联的预测,根据我国的能源结构,最理想的状态是电煤在终端煤炭消费总量里占75%左右。

　　欧阳昌裕称,“这说明,虽然实行‘煤改电’工程,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煤炭的使用。只是更大程度地将散户直燃煤利用集中起来,增加电煤的使用量。”

　　对于缺乏煤炭资源的东部地区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而言,“煤改电”工程还意味着未来所需火电将越来越依靠西、北部煤炭资源地,因这些地区将更严格地控制新上火电装机容量。

　　“东部、中部的火电电源点逐渐向北部、西部资源地转移,这一趋势本来就有。不同的是,以前主要是出于资源配置的考量,而如今主要归因于环境问题。”上述业内人士对记者称。

　　国家电网积极推进的“电能替代”战略实施路径中,其中涉及“电从哪儿来”的板块中,就提出“从远方来”,要把西部、北部的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西南水电大规模、远距离、高效率输送到东中部地区。

　　要想实现长距离运输电能,对电网的要求更为严格。因为,把大西北的电力运到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需跨越几千公里,技术上讲,通过50万的直流、交流线路是解决不了的,需要特高压线路的输送。

　　现实是,国家电网一直寄予厚望的特高压工程在我国一直备受争议,因此,工程实施进展缓慢。有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国家电网之所以如此积极推进电能替代工程,除了增加业务量以及名义上的“为改善环境污染做贡献”外,还为了能够推进特高压建设。

　　国家电网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客观上来讲,电能替代工程,一定会促进特高压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中,对于电煤西进的问题,观点不一。有专家认为,火电电源点向西转移,是对全国电力格局的优化,因此是合理的。但也有环保人士觉得,实现此种“煤改电”,只不过将东部的煤炭使用量转移到西部地区,“是拆西墙补东墙”的做法。

　　“未来几年内,西部还有这个环境容量,但这其中确实存在隐患。如果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西部的生态、环境可能也将面临风险。”欧阳昌裕坦承,“所以,国家还是要考虑煤炭的总量控制,不能突破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