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需要建设高质量智库

　　——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

　　中国知名智库巡礼(四)

　　本报记者 徐蔚冰

　　在约见薛澜教授采访之前，感觉他很忙，课多、会议多、接见多。见面后的感觉是低调却不乏真知灼见，温和却又相当严谨，儒雅中流露出智慧，机敏中彰显冷静与精准。采访中，他就中国智库建设目前的有利与不利条件、需要政府支持的重点、中外智库建设的对比及清华等高校领域智库建设所面临的困惑等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建设高质量智库是时代需求

　　中国经济时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曾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指明了今后我国智库建设的方向。你如何看待我国全面建设高质量智库的决心?目前我国建设高质量智库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薛澜：这充分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对建设全方位、多视角的公共政策咨询机制的高度重视。的确，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进入到了一个复杂的历史发展阶段，政策的制定比以往更需要科学性、民主性，需要我们的公共政策有更加精准到位的分析，能够从更加多元的视角看待问题。传统的政府部门单一决策的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新形势发展的要求，难以体现公共决策的科学性。而一流智库恰恰可以帮助满足这种需求，填补传统政府部门留下的空白。因此，建设高质量的智库是时代的需求，是顺应中国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这也是中国智库发展的空前机会。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是空前复杂的巨型工程，面临着各种难题和挑战。无论是在经济、科技还是社会管理领域和国际政治领域，我们都需要有一流的甚至是超一流的智库来为国家的重大决策做好战略谋划。可以说，中国领导层对国家发展面临深刻矛盾的清醒认识和智库在完善重大公共决策的潜能，是推动中国智库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不利条件或者说困难也很多：一是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能力偏弱，影响了对智库研究的需求。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是政策研究链条的直接应用端。智库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应用研究领域。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越强，他们对智库的需求往往就越强。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其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机构一方面最清楚政府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在人员、经费、多元化信息等方面受到的制约很大，很难自己从事应用政策研究。所以他们对智库所从事的应用政策研究需求呈现两个极端。政府内部政策能力比较强的，往往知道自己在应用政策上的不足，因而对智库的研究有比较强烈的需求。但还有不少政府部门内部的政策研究能力很弱，连自己对应用政策研究有什么需求都提不出来，因而表现出对智库的应用政策研究需求不高的现象。所以，在加强智库在政策研究领域的作用的同时，如果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能力跟不上来，也无法形成政策研究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良性互动。(下转6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于2000年10月，该学院汇集清华大学理工文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及拥有教育、科研所需要的良好环境和氛围，融合并继承了培养高级公共管理人才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这些优越条件为公共管理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学院自成立以来，在师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公共管理学院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2001年首批招收MPA学生，2003年公共管理一级学科首批博士点的成功申报，2007年开设英文国际发展硕士项目，2009年入选全球10所得到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支持的国际发展项目，从2002年起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办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不断延续，都为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中学术声誉领先的教育研究机构。目前，学院常设研究机构有政府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所、国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和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非常设研究机构有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布鲁金斯研究中心、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公共领导力研究中心、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环境政策与管理中心等13个。此外还设有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农村研究院、清华大学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等校级机构。

　　中国知名智库巡礼(四)(上接1版)

　　二是中国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不够透明、信息不够公开、统计数据不够准确。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智库的研究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或者其研究是建立在不准确的信息基础之上，其政策咨询意义大打折扣。比如，如果我们国家医疗资源分布和医药成本分布的信息采集不准确，智库研究设计医改方案都是建立在不准确甚至错误信息之上，那么这种决策咨询机构的智库功能就很难发挥。所以建设一流智库的起点必须建立在经济社会运行基本信息公开，公共政策过程透明的基础之上。

　　三是政策机构本身的独立性不够。目前很多政策研究机构往往是政府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做什么都要受相关政府部门管。这些机构虽然与决策部门比较近具有信息数据的优势，但有着主管部门这样一个婆婆，这些政策研究机构往往受到部门利益的束缚，很难保持其研究的客观中立性。在这个方面，高校的智库和社会民间智库往往情况会好一些，客观独立性更强。但也必须看到，部分社会民间智库背后也有商业利益的影子，使其研究的客观独立性大打折扣。

　　四是缺乏有效的思想市场。中国智库建设目前最需要的是高效运行的思想市场，各种政策思想交流的平台少，一个重大决策的出台往往缺少全方位的、供需双方的思想交流。虽然我们各种论坛会议很多，对各种公共政策问题的讨论也不少，但我们缺少甚至是害怕面对面的思想碰撞和辩论，往往是各说各话，缺少不同政策思想、不同政策方案、不同政策建议的公平竞争。

　　中外智库建设比较

　　中国经济时报：你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留学并曾在国外从事相关教学、研究与顾问工作，在回国之前也积累了很多国外智库建设的先进方法和经验，请你谈谈中国和国外智库建设的不同之处。

　　薛澜：国外智库建设确实与国内有很多不同，而且不同国家的智库运行模式差别也比较大。以美国为例，最明显的有几点：一是高水平的智库相对来说有较大的独立性，不受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制约，不依附于任何利益团体，这些智库大都有自己的基金保持日常运转，从社会筹款或接受政府部门资助的前提都是要保证出资部门不干涉具体的研究。所以这些智库能保持相对独立性，不受任何政府和团体势力的影响，做出高质量的有影响的研究，比如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当然这些智库在不同时期往往也有各自特定的政策倾向，但他们还是比较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二是国外一流的智库是在一个比较公平的思想市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彼此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因为政府不养他们，要生存就必须拿出客观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智库之间需要开展多方面的竞争，争社会资源的支持、争优秀的政策研究人才、争各自的社会影响力。这样一个思想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各个智库必须专业化，打造各自政策研究的核心竞争力，有些以国际关系为主，有些以经济政策为主，有些以社会政策为主，特色比较鲜明。

　　三是国外优秀智库都把政策影响力放在首位，这一点与学术研究机构有很大的差别，后者往往把学术影响力放在首位。为了使自己的政策研究能够与政策需求有更紧密的契合，国外一流智库与政府之间有个旋转门，很多智库往往会吸纳从政府部门退下来的人，这些人有较强的学术背景，又有着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能够多角度全方位、系统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其政策研究往往有较强的实用性。同时，政府也会把智库看成是政策人才的蓄水池，每次政府换届之后，也常常会从这些智库中挖掘人才，聘请其中的佼佼者到政府的核心政策部门任职。

　　当然，必须看到，各个国家国情不同，智库运行模式也不尽相同，而且在全世界林林总总号称智库的各类政策研究机构中真正优秀的智库并不多，需要我们有选择地学习借鉴。

　　建设高质量智库是实现 “中国梦”的一个部分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对于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中国智库需要掌握国际话语权，尤其是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对外传播，因为这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而国家软实力的彰显也是“中国梦”的一个部分，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在“中国模式”向全球推介的过程中，我国的“智库”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薛澜：国际话语权的取得不是靠推介“中国模式”就可以实现的，这样的“模式”和“经验”在国际上是没有生命力的，很容易陷入中国人自娱自乐的游戏，更不可能形成国家的软实力。真正的“中国模式”应该是中外学者共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和总结之后形成的。

　　这样形成的模式或经验不但能够真正总结归纳中国特色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能够发现其中对其它国家发展有价值的普遍性的规律。因此，中国模式形成，需要加强中外学者的坦诚交流与探索。这种交流和探讨的过程其实就是把中国模式推向世界的过程。中国的智库就是这个交流和探索过程中的绝佳平台。但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自信、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国际交流环境来打造这些平台。例如，我国的国际学术会议审批制度比较费时，很多有时效和创意的政策交流往往由于这种拖沓而失去意义。所以说建设高质量的能走向国际市场的智库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一时之力、一家之力就可以的，这应该是我们“中国梦”的一个部分，需要智库自身的努力来提高中国智库的研究水平和影响力，也需要营造一个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和思想市场。

　　高校智库建设需从多方面下工夫

　　中国经济时报：你从1996年回国并就职于清华后，是看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无到有，成为国内一流的公共管理学院，并把学院打造成高校领域的一流智库，请你介绍一下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智库建设的特点。在国家政策上，你希望国家对高校的智库建设能给予什么样的支持?

　　薛澜：清华大学在智库建设方面有多年历史，以公共管理学院为例，学院常设机构有政府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所、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国情研究院和台湾研究所。由胡鞍钢教授担任院长的国情研究院在国情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以扎实的国情分析为基础，对中国的很多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做出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影响的重大政策建议。国情研究院编发的《国情研究》在中国各级政策部门有广泛的影响。此外，学院还有与相关政府部门合作建立的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工程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农村研究院等7个校级机构。例如，我们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支持下成立了清华大学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这个研究基地在国际上，与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UNCR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世界风险管理理事会(IRGC)、美国风险管理学会、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和公共政策管理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匹斯堡大学生物安全研究中心(UPMC)、瑞典国防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等近20家单位机构建立了工作联系，开展学术交流、资料交换、成果翻译、案例分析等活动;在国内，我们也与国家应急办、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北京市科学院等单位有密切合作。应急基地自成立以来，独立负责完成国家级项目22项、省部级项目38项;并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与应急管理工作相关的很多政策建议，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为政府决策做了很多服务，培养了大批优秀应急管理人才。

　　今后学院各机构的建设重点将向人才队伍建设、合作网络拓展、信息数据库建设、政策影响等方面多下工夫。在国家支持方面，我们希望国家能够有一个更加开放的政策环境，一个更加宽松的研究氛围，一个更加灵活的运行机制。在这个方面，我们也有过一些尝试。例如，我们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就是与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联合成立的。中心成立以来，在中心的运行模式，人员聘用，研究组织，以及政策影响等方面，努力学习借鉴布鲁金斯学会的长处，初步形成了一定的政策与社会影响。另外，学院的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中心自2005年成立至今已运行七年。这个中心得到了企业提供的无条件资金支持。中心在产业发展、环境治理与制度变迁等方面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出版了很多学术专著，政策研究报告和研究论文，在政策研究、学术交流、研究生教育及在职人员培训等方面硕果累累。学院已经把建设世界一流智库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将会继续努力。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世界一流智库的建设需要耐心地积累，也有它自身的运作规律，也需要合适的发展环境。我们希望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能够为智库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社会环境和思想市场，更加有利于不同意见的碰撞、交锋与辩论，走出去和请进来，简化审批条件，形成一个更加开放自信的国际交流平台。只有这样，我们的智库才能走向国际化，在国际上逐步取得平等的话语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