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泄密门搅乱美国价值观

    没有主流民意能够界定斯诺登的为人，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美国人彻底糊涂了
   
    “英雄”还是“卖国者”？当前美国舆论普遍都在探讨“棱镜门”主角爱德华·斯诺登的“正义与否”，民意胶着堪比总统大选。
    《纽约客》的法律分析师杰弗里·图宾称：“他只不过是一个浮夸的自我陶醉者，他的所作所为应该被送进监狱。”而美国前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则发表声明称：“我们应该感谢像爱德华·斯诺登这样的人，当他们发现自己服务的政府做出了不正义的事情时，可以勇敢地说出来，哪怕这会让自己处于危险当中。”
    斯诺登究竟是捍卫了公民的隐私权利，还是损害了美国的反恐制度？6月12日~16日，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和《今日美国》联合完成的调查显示，44％的公众认为释放此类国家安全局的监听信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49％的公众认为这是为国家利益而服务的。
    对于斯诺登的赞同与反对，民意基本不相上下。而在这两股不同的声音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让美国人民真正需要面对的尴尬议题，那就是在长期坚守的公民自由与日趋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之间，到底应该选择谁？
    目前看来，美国人矛盾并且迷茫了。

    自由的步步妥协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研究生马瑞欧（Sergio Marrero）对《第一财经日报》说：“美国人一直以自由为信仰，但它的前提是不能与任何威胁生命的事情相冲突。如果是为了维护国家的自由和主权，这样的监听是可以接受的，但它必须发生在很多人的生命安全都处在危险之中的时候。”
    然而，要让美国人民走到对于隐私和自由权利也具有协商性这样的地步，绝非一个简单的过程。早在“9·11”之后不久的布什总统任期里，布什曾秘密下令国家安全局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出美国的电话、电邮进行窃听和窃取。
    布什政府的举动于2005年12月被《纽约时报》揭发，按道理说在特殊时期应该酌情考虑，但却受到了民众强烈的谴责，迫使国会对此召开听证会，进行调查。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对于个人权利还是十分看重的。美国政府一贯标榜自由民主，人民对于自己的隐私权利和言论自由也有一种“神经质”的敏感。但此事已经反映出，在恐怖主义威胁接连不断的新世纪里，美国政府逐渐开始有理由和胆量试探起“自由”的底线。
    而随着各类恐怖事件接踵而至，半数美国人认为斯诺登这个新版“深喉”应该受到法律的惩治似乎变得不难理解。
    在4月份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之后，美国人民对于恐怖袭击的警觉又再一次被唤起。而近期对于网络安全问题的广泛探讨，加上各类枪击事件的新闻不绝于耳，令美国舆论在感性和理性的双面判断中更加备受煎熬。

    恐怖主义的阴影

    有观点认为，相对于担心国家以阻止“9·11”等类似事件发生为名义而滥用职权窃取隐私，人们更加畏惧的是“9·11”事件本身。
    “我深刻地记得‘9·11’，并且我记得事件之后也并没有推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政策有多大的改变。然而，包括像搜集嫌疑人交流信息等举措，某种程度也源自于安全局会受到批判说他们对于‘9·11’的事件毫无回应。这真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系的伍登德（Alex Woodend）对本报说。
    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无法忘记“9·11“事件给他们带来的直接的和间接的伤痛，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他们在一连串事件下开始在放弃个人隐私权利方面作出了一些妥协。
    “当人们面对恐惧与安全威胁的时候，为了获得立即的安全感，他们会在公民自由上作出一定的妥协。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短期效应，对于美国如此一个以自由为基本原则的国家而言，这不会持续太久。这样的妥协未必适合其他的社会，因为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应该会有不同的反应。”另一位名叫塞尔吉奥（Sergio）的学生说。
    从逻辑分析来推导，如果“9·11“类似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再发生一次，那么美国人民届时的矛头无疑还将指向政府，政府对于自己“不作为”可能遭到指摘的担心，显然高过被发现使用监控手段的尴尬。如此一来，斯诺登此次遭到许多民众的唾弃就不难理解。
    回到问题的根源。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地球上许多美国参与的冲突事件可谓恐怖袭击事件的根源，如果美国一直未能作出明朗的解释和回复，那么威胁就很难根本解决。
    “另外，如今科技对于人类生活的改变已不仅仅是在监听上能够体现出来了。如此庞大的数据库资源，无论是在智能手机里，还是电脑里，都存储了人们无数的个人隐私。”薛海培说，“这些信息该如何去对待它，运用它？这本身就是如今人类科技所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至少目前看来，科技如此先进的美国，面临的迷茫也“冠绝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