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基因 寻找世界级商机

　　　赵博文17岁那年从北京最著名的高中退学了。与许多不安分的年轻人一样，他南下到了深圳，希望在这座工厂林立的城市找一份工作。可是他想要的工作并不是站在某条流水线旁，这个天才少年的目的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因组测序中心。如今几年过去了，在由一家鞋厂翻新而成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总部，这个21岁的年轻人正带领团队破解约2000人的基因组成——共计12万亿个DNA碱基对。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原名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它仿佛是一夜之间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冷门机构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及动植物DNA测序中心。2010年拿着国家开发银行15.8亿美元的贷款，华大基因购入了128台世界上最先进的DNA测序仪器，每台价值50万美元。如今的华大坐拥156台不同品牌的测序仪，输出的数据量占全球DNA数据总量的10%~20%。到目前为止，华大已完整测出了约5万人的基因组，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机构。

　　华大基因的庞大规模使中国的基因研究吸引了广泛关注。随着全基因组解读变成常规诊治的一部分，这种大规模的基因测序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优势。DNA测序的成本正快速降低。用不了几年，想通过自己的基因预知自己健康状况的人可能会有几百万。而华大很可能会成为这种服务的供应商。

　　今年1月，华大基因宣布他们已经测出了多达90种鹰嘴豆的基因序列，不过规模庞大的科学项目不是他们唯一的工作内容。他们还提供商业测序服务，大批量解码人类基因组，客户中包括世界顶级的制药公司和大学。去年华大甚至开始在国外的科研中心建立实验室，并向这些实验室输送中国的技术员。

　　华大基因的崛起引起了不少好奇，也引发了不少担忧，原因除了其不可小觑的规模，还有他们投机主义的商业策略(华大有一个克隆猪中心，有一个诊断学实验室，连干细胞研究也有涉猎)。华大拥有4000名员工，相当于一个中型大学，仅生物信息学一个分部就多达1000人。这些雇员中的大部分人与赵博文一样十分年轻，整个公司的平均年龄才27岁，有一些还住在公司宿舍中。他们的平均月薪为1500美元。

　　10年前，人类基因组计划合多国之力、耗资30亿美元，才完成了第一份人类基因组测序。之后，由于一系列创新技术的发明，一个人的基因组测序成本已下降到了今天的几千美元。但这种进步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储存、分析和善用这些数据。华大基因称，他们的机器每天生产的数据量就可达到6TB。

　　33岁的张勇是华大基因的一名资深研究人员，他预测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个人基因组测序成本将下降到200~ 300美元，到时华大会成为组建“生物版谷歌”的一大力量，而这个“生物版谷歌”会帮助我们“把全世界的生物信息整合到一起，让所有人都能获取和使用这些信息”。

　　不过，一些圈外人士却质疑华大基因是否只是生物学界的富士康——这家大型企业是iPad和其他非富士康自主设计产品的装配商，凑巧的是富士康规模最大、雇员约24万人的工厂也位于深圳。尽管华大基因从事的是重要的科学研究——不久前他们刚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测出了一种人类消化道细菌的基因序列——但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个巨型的数据生产机，而非进行原创研究、解答科学问题的研究者。

　　“华大基因的成长速度令人吃惊，”美国博德研究所(此研究所拥有美国最大的学术性DNA测序中心)所长埃里克?兰德说道，“但我觉得相比规模而言，研究的内容要重要得多。”

　　今年59岁的华大基因总裁汪建于1999年与今年61岁的杨焕明共同创立了这家公司。他们成功说服了当时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负责人，在当时正全力进行的测序工作中承担1%的工作量，这使得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在这项计划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2002年，华大基因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水稻(籼稻)的完整基因序列，引起了广泛关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研究一直是华大的重头工程：他们测出了大熊猫的基因序列，还发现了令藏族人民适应高海拔生活的基因突变。工作之余，汪建还于2010年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里只是一座国家公园。登顶没啥大不了的。”他如是说。)

　　华大内部奉行的规则毫不拘泥于正统做法，十分随意。传统的中国研究所等级分明，讲究文凭与人脉至上，可华大却完全不同，这样的氛围使华大在许多人眼中更具谜样色彩。29岁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徐讯负责管理规模达1000人的生物信息研究组，他说这是华大能吸引这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原因。“在这里你能参与很多令人兴奋激动的工作。”他说道。2010年，《自然》在一篇社论中引华大为例，质疑科学家是否真的需要攻读博士学位。徐讯就是在读博时中途退出加入华大的。他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坏学生”——对上学没有耐心，却迫不及待想要一头扎进校门外的大千世界——公司上下不但了解他的这一特点，也欣赏他的这一特点。

　　汪建的办公隔间在一大排蓝色小隔间的中间，从身后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山脚下的一个建筑工地，一封由比尔?盖茨亲笔签名的信就躺在汪建的小隔间里，上面正式公告了去年秋天就已商定的由华大和盖茨基金会合作的农业基因项目。“他喜欢肄业生。”汪建这样形容这位微软巨头，他微微一笑，哼唱了几句鲍比?麦克菲林的“Don’t Worry, Be Happy”(“别担心，开心点”)，然后说：“我喜欢这首歌。”

　　华大基因宣称自己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研究所。在北京政府强大的政治支持下，2003年华大成了中国科学院的一部分。可是融合的过程却没那么简单。保守的科学院对研究所的规模多有限制，而华大却正处于飞速发展期，且这个年轻的机构对文凭学历不屑一顾。2007年，深圳政府为华大出资1280万美元，让华大搬到了这座港口城市并成为一家独立的研究所。

　　汪建说，如今华大的收入中只有10%左右是来自政府项目——而这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本地政府，而非北京。剩下的收入则来自许多不同的科研基金、一些匿名捐赠和客户支付的报酬，其中包括3000~4000美元一位的个人基因组测序服务收入。

　　尽管华大基因是非营利性机构，它的旗下经营着几项不同业务。这使得不少西方人士对这家中国研究所的本质充满猜测。汪建认为他们不需担心。“我们喜欢科学;我们也需要钱。我们把这两者合而为一，”他说，“左手赚钱，右手做基础研究。”最近在深圳举行了一次生物技术会议，华大是主办方之一，汪建致开幕词。他的演示报告中有一页写着：“世界级科研=世界级商机。”

　　在科研工作中，华大经常扮演实现他人创意的角色。比如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副校长史蒂夫?许构想的大型项目中就是这样。许教授想要寻找影响智商的基因，于是在赵博文的带领下，华大正在对智商超过160或高出平均值4个标准差的2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进行DNA测序。

　　DNA主要是从血液样品中提取，血样的采集者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心理学家罗伯特?普罗敏。这个将天才的基因与普通人的基因进行对比的主意具有一定的科学风险(牵涉其中的基因可能多达几千个)，且颇具争议。因此想在西方国家找到1500~2000万美元经费来完成这个项目十分困难。“最后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风险很高，”普罗敏说，“但华大几乎等于是在免费测序。”

　　普罗敏认为，华大基因的规模实在太大了，手握强大的DNA测序能力却常有剩余，不知该用往何处。华大有“许许多多的机器和员工在亟待可做的项目”，他如是说。这项智商研究并非唯一一个进行中的超级项目。华大基因与美国一个叫做“自闭症之声”的非营利性机构合作，有偿为多达1万名来自自闭症儿童家庭的人进行DNA测序。与此同时，华大还在为丹麦的研究者们破解3000个肥胖者和3000个瘦人的基因组。

　　除了基础研究，华大也开始推动被预测会急速发展的医用基因组检测行业，比如2011年，华大便同意在一家著名的儿科医院——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建立DNA分析中心。十位生物信息学专家持临时签证从深圳飞往美国帮助搭建中心，仅6个月后拥有5台测序仪的分析中心便投入使用了。

　　随着测序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被完整测序的基因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到每年几百万个。对于这种情况，费城儿童医院和华大都有准备。“他们有专业技能，有仪器，强大的测序能力也会使成本逐渐下降。”儿童医院的首席病理学家罗伯特?多姆斯说道。他说医院会按基因组测序的次数向华大付费，服务将提供给无法确诊的患病儿童的父母。医院也会研究新型的基因测试，而这个领域是这些中国专家并不了解、需要学习的。尽管华大在中国也有一家基因测试中心，美国规章制度的严苛程度对于中国的研究者们而言还很陌生。“美国的规定比之中国，严苛程度要高出一个级别。”多姆斯解释道。

　　华大也证明了自己在捕捉商机时的敏锐。去年秋天，华大基因出人意料地投标了一家状况不佳的公司——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全基因组公司(Complete Genomics)。这家公司拥有一项人类DNA测序的复杂技术;2012年此公司的人类DNA数据产出量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10%。不过公司却一直亏损。

　　华大投出了1.18亿美元的价格后，在美国引发了一些人在国际竞争方面的担忧。作为DNA测序仪的主要供应商，Illumina公司曾试图以竞标的方式破坏华大的收购计划，之后又向华盛顿方面要求阻止这次收购。任由华大把全基因组买到手，就相当于把可口可乐的配方卖给了中国，Illumina的CEO杰?弗莱特里说。弗莱特里警告说，尽管中国到目前为止仍需依赖美国的机械设备，但他们完全有可能在下一代技术上占据优势——到那时，美国的DNA数据以TB为流量单位在中国的电脑上飞速运行着，搞不好中国会利用这些数据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美国政府排除了这些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可交易的批准还是延迟了。

　　华大的领导者们知道，在发展扩张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各种阻力，但他们对这些猜测担忧不以为意。在华大的办公室隔间里大家经常开玩笑说，如果华大真是北京政府的工具，办公室也不至于这么寒酸了。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就像生物信息学组领导人徐焕明讲起收购的原因时所说：“这是一项很好的技术。这家公司破产了，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个做点事情的好机会。”

　　登上过珠峰的汪建，如今依然时常被要求解释华大的策略和打算。他回答说，思路跟一个四处找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样——寻找机会，并时不时地惹恼当局。这就是华大的风格。但华大唯一的核心任务还是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工作，正如汪建所说的：华大的策略是“做有益的事”。■

　　(原文转自麻省理工《技术评论》中文版《麻省理工科技创业》2013年第3期专题报道《走进中国的基因工厂》)